巫氏网向李致重先生敬礼!!!!!

巫氏网向热爱中医、致力振兴国学人士推荐此文:

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

李致重

  20世纪是西方文化与科学在中国广泛传播、迅速发展的一百年,也是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面对挑战、在逆境中艰难前进的一百年。早在本世纪20年代,以余云岫为代表的一些接受了西方科学和西方医学的人即公开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尽管从当时起,余云岫的思想观点及余云岫其人其事已历经国人反复批判,但是,许多不断改头换面、重新包装的“余云岫现象”,始终若即若离、时急时徐地干扰着中医的健康发展。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有必要对其变化的脉络加以剖析。
  余云岫(1879—1954年),早年在国外学习西医回国后,即对中医持有顽固的偏见。1917年其出版的《灵素商兑》一书,完全从西医的角度出发,全盘否定中医《灵枢》、《素问》的医学观念和基础理论。他完全回避中医概念、范畴体系独特的科学内涵,主观认为:中医是落后的“封建医”,既不符合现代西医的标准,也没有可信的理论;其治疗技术和方法也是落后的、经验性的,与科学的现代西医相比,应当消灭、废止。1929年,在当年“南京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当时,他的做法遭到中医界和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废止中医案” 最终未得通过。
  1950年,余云岫在出席建国初期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改换包装,老调重弹,提出了一个“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他藏起了当年曾欲“废止”的图谋,但仍顽固坚持否定中医科学性的态度,从基础理论下手,对中医搞所谓“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他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科目考试中医,计划用40年时间完成对中医的改造,达到“淘汰多数,保留少数,加以改造,变为医助”的目的。遗憾的是,这一“改造草案”竟然在会议上通过了。他解放前的目的未达到,解放后却达到了。50年代初,原卫生部主要负责人王斌、贺诚所大力推行的“中医科学化”,与余云岫的“改造草案”同出一辙。其主要做法也是要求执业的中医师必须学习西医的生理、解剖、病理、微生物、寄生虫、药理等课程,并通过考试,“改造”合格,方可从业行医。
  众所周知,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临床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不承认中医的基础理论,就等于把中医退回到《黄帝内经》之前的水平;实现了“中医科学化”,就等于使中医丢掉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蜕变为从属于西医的一种治疗方法。所以,由余云岫倡导的,由王、贺推行的“中医科学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消灭汉医的做法完全一样,是在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对中医作断根绝源的扼杀。此事后,在毛泽东的过问下,以王、贺被撤销卫生部领导职务收场。
  对于50年代初的“中医科学化”的这一幕,当时主要是从行政的角度上把它作为歧视、排斥中医的问题来看待、处理的。这种看法固然没有错,但并未抓住问题的本质。其实,把中医“改造”成西医的“中医科学化”,是独尊分析性科学、无视综合性科学的结果;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文化对文化的摧残”。所以,如果不尊重中医自身的科学规律,如果不承认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如果不认识“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学术的干扰这一事实,即使采取严厉的行政撤职手段,也难以避免类似问题的重演。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尽管严肃地批评和处理了当时的卫生行政部门,但在以后的关于中医的实际方针问题上,毛泽东本人也仍然陷入迷途。
  1958年,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和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为基础,铸成了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之久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其症结在于:中医既然是科学的,为什么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表面上看,毛泽东的批示与王斌、贺诚等的观点不同。实际上,后者要求中医人员通过学习西医基础理论,使中医西医化;前者要求西医人员学习一点中医,进而用西医基础理论的标准改造中医。这虽然不算是“朝三暮四”的游戏,但两者却本同而形异、殊途而同归,最终都将使中医的基础理论被彻底丢掉。应当肯定,当初毛泽东在主观上是出于对中医的保护的。但因为他不懂中医的科学原理,也不懂中、西医的真正区别,所以按照他的“指示”所要办的,仍然是余云岫当初想要办的事。
  40年来,毛泽东这一悖论渗透到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各个方面,使所谓的“中医科学化”和“中医西医化”的“余云岫现象”,理直气壮地变为中医学术发展和事业管理的基本格局,并从体制上固定了下来。由此造成的混乱与危害,是难以估量的。
  要破除这一悖论,阻断所谓改造中医的进程,当前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必须冲破“凡是论”这一政治上的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了,在中医药工作上的“凡是论”问题至今仍未提到拨乱返正的日程上来。“中医西医化”的“余云岫现象”不破除,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就迈不开改革、开放的大步伐。第二,必须从文化科学多元的立场出发,从学术上彻底阐明中医区别于西医的科学原理,使中医和西医在医学科学上真正处于“并重”和“同等重要的地位”。80年代以来,中医界和其它自然、社会科学界已经围绕第二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学术准备。由于“凡是论”的干扰,学术发展一直徘徊不前。只有从政治上彻底冲破“凡是”的禁锢,才有利于大家在宽松的学术环境里全面揭开“悖论”的错误和危害,在思想认识上彻底与“余云岫现象”告别。这是新世纪中医避不开、绕不过的首要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余云岫”已不再是狂呼“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了。这种特殊的社会现像的本质是,既称赞中医是科学的,同时又把“中医西医化”,作为“中医现代化”的任务。这一历史阶段的“余云岫”,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坚持用西医的观念与标准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的一种时尚做法。一切肩负着振兴中医使命的当代学人,都应当以科学的态度,透过现象、认清本质,这样,余云岫现象就将难以存在。
  自从有了中华民族,就有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自从有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有了中华民族自己的中医药学。先辈们用他们的艰苦努力和聪明才智为我们创造的中医,决不应当消亡。当西医已走入徘徊不前的“平台”,正把防病治病的目光投向中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视野封闭在用西医来改造中医的误区之中呢!
  而今,令人倍感担忧的,仍然是困扰中医发展长达100年的“余云岫现象”!
  (原载于中国《科技导报》2000年第7期,署名“柳秉理”,系刘铁林与李致重合写。)

返回首页 返回中医文化主页 返回中医论战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