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4日，星期日
张功耀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沙，410083）
我第一次看到把中医称为伪科学是在2001年。5年过去了，“中医是伪科学”这个论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我曾经说过，中医中药理论还不够格称为伪科学。我的这个说法是基于中医中药理论从古到今还没有构造出科学的外表特征来判断的。在这方面，中医中药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一些伪科学，如“超心理学”，“植物心理学”，“人类的神秘起源”，“面相学”，“查当诺斯大预言”，等等，还相差很远。但是，中医中药理论虽然没有一个科学的外表，却在中国进行了赤裸裸的科学的标榜。这样连科学的外衣都没有的标榜，是掩盖不了中医中药理论作为一种地地道道的伪科学理论的实质的。
一、中医中药理论的概念是伪概念
无论什么概念都要能够与其他人进行思想交流。如果概念含混，没有明确的指称，这样的“概念”不具有思想交流价值和认识的价值。这种没有思想交流价值和认识价值的概念，我们把它叫做伪概念。
要使概念能够交流，概念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必须具有确定性。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性的时候，引入了一些范畴来表征，其中包括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空间、时间、位置、归属、主动、受动。其中最基本的是概念的实体性。也就是说，概念需要有确定性的实体。当我们说到“肝”的时候，它不应该同时又是“木”，或“风”，或其它别的什么。判断概念的实体性是否具有确定性，可以用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方法去做，那就是看它能不能在实践层面上还原，即看它是否具有“经验的可理解性”。比如“飞马”这个概念，经验世界并不存在，但它的经验可理解性是显而易见的，它由“飞行的”和“马”两个概念构成。同样道理，“直线”这个概念在经验世界也是不存在的，但“在任意两点之间作出一根最短程线”明显也是经验可理解的。在科学中，不具备经验可理解的概念会被科学驱逐出去，“以太”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用说科学思维要使概念达到确定性的要求，就是日常思维也必须达到这样的要求。否则，就没有办法进行交流。笔者阅读中医中药著作33年，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中医中药概念具有明确的实体性和经验可理解性。
先举“中医”的例子。
中医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命门”。它最早可见于《黄帝内经·灵枢·根结篇》。它是这样定义“命门”的：“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黄帝内经》的作者在这里总共标榜了四个概念：太阳、至阴、命门、目。这四个概念，可以直接还原到实践领域加以理解的只有“目”，即“眼睛”。其它三个概念还原不到实践领域，因而不具有经验的可理解性。如果“命门者，目也”可以被确立起来，则根据科学的简单性原则，可以将“命门”和“目”，做二者择一的归约处理，删掉“命门”，或删掉“目”，都是可以的。可是，中医理论建设从古到今没有来做过简化工作。相反，中医不是朝着简单化方向进行理论建设，而是不厌其烦地做花样翻新的进一步标榜。同样是“命门”，《内经》界定在“目”，《难经》却把它转移到了“右肾”。《难经·三十九难》云：“左为肾，右为命门，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一对相同的肾，生在左边的是“肾”，生在右边的是“命门”。这样的随意性，在世界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其实，关于“命门”概念的混乱还远不止于此。到了清朝，“命门”又被转移到了“包门”。什么是“包门”呢？有人说“包门”就是“心包络”。可是，其它人不同意。“心”既为五脏的一脏，就应该没有心的“包络”可以独立存在的理由。于是，《痹论》的作者程知又把“命门”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说：“《难经·三十六难》曰：‘命门者，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经，女子以系胞。’夫以命门为藏经系包之处，则命门之为包门无疑矣。又名子户，又名子宫，又名血室，道家谓之丹田，又谓子玉房。其门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当关元气海之间，以其精气由此出入，男女由此施生，故有门户之称。以其生之门，死之门，故谓之命门。”按照这种说法，“命门”好像只能在女人身体上存在，男人则没有这个可以称为“命门”的门户。针对程知的奇谈怪论，反驳的人又重新回到“心包络”。并进而解释说“心包络”并不就是裹心之外膜。但是，“心包络”究竟是什么呢，至今没有人把它说清楚。我估计，现在还活着的中医泰斗也一定还没有把它说清楚。
这样，以《黄帝内经》作者标榜“命门”为起点，2000多年来就折腾出了“眼睛”、“右肾”、“心包络”和“子宫”四个说法。其实，熟悉中医史的人也许知道，“命门”实际上还有“肾间”、“肾间动气”两个没有成太大气候说法。如果把这两个没有成气候的“命门”概念加起来，就有6个不同说法了。
由于中医远离实践，囿于《黄帝内经》那样的伪书，不用说亲身“解剖”，就是清朝嘉庆年间王清任医生那样的“看剖”，中医界的人也一直极少有人关心。如此这般，一直助长着中医理论家们随意标榜的坏风气。
中医生自号“儒医”。但是，这些“儒”却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不同。孔子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来一个“必也正名乎”。而“儒医”做学术（？）却始终热衷于“标名”而不是“正名”，并以此欺世盗名。这大约也是旧时儒学之士瞧不起自命不凡的“儒医”的原因。正如明朝李中梓在《雷公炮制药性解序》中所说：（儒者）“置医于九流之中”。可悲的是，正是这些曾经被置于九流之中的儒医，居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了神坛。“无知”和“自我标榜”可以上神坛，对我国公民科学精神的破坏作用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再举中药理论的例子。
细心留意中医经典的读者不难发现，儒医在进行标榜的时候，是按照迷信中的“定数”理论做的。最早的《黄帝内经》共9章。这个“9”就是一个“定数”（即《易经》所宣扬的“阳极之数”）。梁唐（不是李唐）时的王冰把它增加到《素问》“81篇”和《灵枢》“81篇”，伪托扁鹊之名写出的《难经》，不多不少也是“81难”。这“81”也是“定数”。根据迷信的“定数”理论，伪托神农之名写成的伪书《神农本草经》收录药物数量不多不少正好365味，“以应周天之数”（一度应一日，以成周岁365天），也还是迷信中的“定数”。魏晋时期，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把收录药物数量增加到730种，“以应周天之数而两之”，还是“定数”。从古代儒医这样来做中医中药的理论建设已经可以看出其中的迷信色彩了，可是，许多人并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中药的理论，一般可见于本草著作前面的《序录》或《序例》。大致归起来，它们包含药性、剂型、宜忌、炮制四个大的方面。其中，药性是中药理论的基础。然而，恰恰是这个“药性理论”，“虽人人言药之性，而药之性终无着落”（任应秋语）。《黄帝内经》以“五味四气”为药性。对此，宋朝的寇宗奭不相信，明朝的李时珍也不相信，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人相信。可是，中医界的“学者”仿佛有一种怪脾气，越是连自己都不信的东西，越有人去为它们做“自圆其说”、“字字珠玑”的论证，即为垃圾扑金粉。
虽然大家都不相信这个“无着落”的药性，但一谈起中草药来，首先要辨的就是这“五味四气”。为药性辨得最多，增加标榜也最多的，恐怕是元朝的李杲。到了明朝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时候，中药理论已经混乱到极点了。笔者大致统计了一下，中药理论中，大约有200个“基础概念”。这200个概念又可被用来进行两两组合或三三组合，从数学的观点看，它相当于从包含200个元素的集合中任意选出3个元素或2个元素分别组成一个无序集。懂得一点初等数学的读者很容易计算出来，它超过了133万个。也就是说，可以从200个概念衍生出133万个中药概念出来。如此混乱不堪的中药概念体系严重违背了科学的简单性原则。任何违背简单性原则的理论建构是没有资格称科学的。
二、中医中药理论的逻辑是伪逻辑
曲波先生在《林海雪原》中写了一些土匪黑话，这种文学创作是非常有特色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对于我国那些热衷于“晦涩崇拜”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已经被标示为土匪黑话，而是把它插在一本中医书或其它的什么书里边，也必定是“博大精深”的。实际上，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构造，就是用这种不是土匪黑话胜似土匪黑话的语言构成的。
值得顺便向中医界说明的是，我这里把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语句比喻成土匪黑话，没有丝毫要把中医生比喻成土匪的意思。我得更加明确地重复我已经表达过的观点，中医是问题医学，但中医生未必都是问题人。我们现在要批判的是诸如土匪黑话般的中医中药理论语句。
正像我们不能理解土匪黑话一样，我们也不能理解中医语言。土匪黑话和中医理论语句之所以不能被常识语句理解，是因为中医理论语句缺乏公理性和一致性的逻辑基础。缺乏公理性和一致性的逻辑就是伪逻辑。用伪逻辑做推理，其结果必然荒唐。
古希腊逻辑学家柏拉图和欧布里得曾经揭示过伪逻辑推理的荒唐。
例一：（源自柏拉图）
这是一枝笔。
这是蓝色的。
因此，这是一枝蓝色的笔。
这个推理其实是伪逻辑推理。我们把推理的前提换一下，问题就表现出来了。请看：
那条狗是父亲。
那条狗是他的。
因此，那条狗是他的父亲。
这一推理之所以荒唐，就是它在没有必然性关联的事物与有必然性关联的事物之间制造了混淆。“笔”与“蓝色”之间存在关联，“他的”与“父亲”之间没有关联。把“没有关联”的事物用“有关联”的逻辑去推理，结论就非常荒唐了。
例二：（源自欧布里得）
你没有丢失的东西，你仍旧有。
你没有丢失角，所以，你仍旧有角。
这一推理之所以荒唐，就在于前提中蕴含了一个不具有确定性的预设。“你没有丢失的东西”如果要继续存在，必须满足“你的确有过这种东西”。如果不能完成对“你的确有过这种东西”的预设的确认，后面的推理就非常荒唐了。
以下，我们举四个例子来窥视中医中药理论是怎样建立逻辑关系的：
例一：自相矛盾
清朝王清任最早发现中医脏腑理论自相矛盾：“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如古人论脾胃，‘脾属土，土主静而不宜动，脾动则不安。’既云脾动不安，何得下文又言‘脾闻声则动，动则磨胃化食，脾不动则食不化。’论脾之动静，其错误如是。其论肺，‘虚如蜂窠，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既云下无透窍，何得又云‘肺中有二十四孔，行列分布，以行诸脏之气’。论肺之孔窍，其错误又如是。”此外，中药理论的“五走”（酸走筋，苦走骨，甘走肉，辛走气，咸走血）、“五伤”（酸伤筋，苦伤气，甘伤肉，辛伤皮毛，咸伤血）、“五味偏胜”（酸先入肝，为温；苦先入心，为热；甘先入脾，四气兼之；辛先入肺，为清；咸先入肾，为寒）也是自相矛盾的。
例二：随意建立关联关系
《黄帝内经·阴阳应像大论篇第五》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
很显然，如果《黄帝内经》的作者把医学当科学，就不应该把“肝”与“风”、“木”、“酸”、“筋”、“目”、“天”、“地”、“道”、“五味”、“苍”、“色”之类毫不相干的概念建立起关联来。
例三：前提蕴含不确定的预设
中药入药，预设了相当多不明确的前提。元朝李杲（东垣老人）著《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卷四）有使用人粪入药的例子。他写道：“热病乃阳毒发狂，当求人粪汁。”“人粪，一名‘人中黄’，性寒，无毒，专治天下行大热。”“治热病发狂，绞粪汁饮之。”历代草本著作都没有举出用人粪治疗“热病发狂”取得成功的例子，估计著录这项药用方法的药物学著作的作者，也没有亲自尝过人粪，并以此验证人粪究竟是有毒，还是无毒。至于人粪“性寒”，因为描述不清楚，用实验方法去证明它，也是不可能的。可见，中医中药理论是在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预设情况下进行理论建设的。
例四：推理不具有一致性和公理性
中国古代文化中，缺乏一致性和公理性推理的语句俯拾即是。比如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推理，其实验基础是不可能有的。其逻辑基础也是虚幻的。根据欧布里得的意见，要使“道生一”可以成立，就必须满足“道”当中明确地存在“一”。如果“道”里边根本就没有“一”或“一”的种子，“道生一”就是一个典型的“欧布里得怪论”。如果“道”里边既有“一”还有别的什么，那么“道生一”就是一个或然性推理，不是必然性推理。不能达到必然性推理要求的推理，没有满足推理的公理性原则，这样的推理是无效的。此外，从“道生一”，再推“一生二”，必须采用相同的推理形式，否则就叫做违背推理的一致性原则。如果我们把“一”和“二”理解为一些普通数字，则“道”和“一”也应该是一些普通数字，否则推理就不一致了。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文化中几乎所有关于“生”、“克”关系的推理，既没有满足公理性要求，也没有满足一致性要求。这种不遵守推理的基本原则的思维习惯，也严重影响了中医中药理论的构建。
由上分析可知，中医中药理论的逻辑是地地道道的伪逻辑。在这种伪逻辑的理论框架下，“懂中医”是反常的；“不懂中医”才是正常的。这就是1914年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人士，力求彻底抛弃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中药理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