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耀，不能用爱国旗号掩盖中医谬误
张功耀先生尊像
要让中医死亡的张功耀先生
高喊“取缔中医”的张功耀先生
我只请他们回答两三个问题：中医学院的校医院是以中医药为主，还是西医药为主？中医学院的师生病了，首选西医诊治还是中医诊治？当你或者你的亲人必须手术时，你有勇气接受中医的“针刺麻醉”吗？
2006年初，张功耀对即将发表的《告别中医中药》的预期相当保守，只希望它是篇合格的学术论文。
事实上，中西医之争在学界是个长热话题，一个中医师和一个西医师坐在一起，最可能的话题便是中医到底会不会死，或者会怎么死。
但事态的发展超出他的预期，他毫无准备地成为公众人物。
官方否定性的表态后，张功耀不承认自己失败了。恰恰相反，他认为真正的辩论刚刚开始，中医药继续寄生在国家体制还是回归民间，并不是他辩论的重点。
他言词激烈，火药味十足，批驳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和诊断习惯，他要“听到在科学的鞭挞下，中国传统医学糟粕的坍塌声”，还要探究那些似是而非的民族自豪感因何而来。在看个究竟之前，他说自己誓不罢休，的确有点“神经病”和“走火入魔”。
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对科学的选择和信仰，不仅仅是他的学术志趣，也是他切身的回忆，也许我们能理解他的偏执或执着。
面目狰狞的科学自大狂？
毫无准备地成为舆论焦点后，张功耀开始思考“告别中医中药”这个纯学术问题，何以如此吸引大众的注意。他的答案是，首先它人命关天，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其次，它是科学和玄学的对立。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中医一直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为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张功耀态度坚决地从中医药出走。事实上，张功耀曾经对中医抱有浓厚的兴趣，从1972年高中毕业到1978年上大学，张功耀当过6年的乡村郎中。中医古籍满足了16岁张功耀旺盛的求知欲，而收入虽微薄，也还可以解决生计。他不会针灸，甚至不会脉诊，凭着两本借来的《汤头歌》和《药性歌括400味》妙手回春。
6年里，张功耀学会了中医的江湖口吻，学会了“凉血”、“泻下”、“胃腑热积”这些术语，但是连他自己也无法明辨这些虚玄术语的确切含义。从事科学史研究后，张功耀意识到，中医连基本的概念清晰都谈不上。
6年后，张功耀成了湖南大学政治理论专业的一名学生。
日后对中医药的叛道，和这时候科学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他，甚至他这代人来说，确定对科学的信仰，并非是他们了解了多少的科学知识，而是这些曾经的领袖主张的坚定实践者，急于走出盲目的信仰。
恰巧这时候，科学展示出它难以拒绝的魅力。张功耀现在还记得1978年，大学第一年的一天，他走在大学的操场上，广播里传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当乡村郎中时，作为当地有名的才子，张功耀还身兼大队的广播员。那天回到宿舍，张功耀对下铺的兄弟说，如果他现在还是大队的广播员，他一定要用最纯正的湖南郴州地瓜腔播它一百遍。
这是张功耀自己的政治学第一课，之前，的的确确，他认为政治学就是读《红旗》杂志，看《人民日报》，写思想汇报。
张功耀拍着胸脯说，从大学第一天到研究生毕业，他绝对没有旷过一节课。他用这句话来教育他带的一个博士生，这位学生因酷爱电子游戏耽误了博士论文写作时间。本科4年，张功耀确立了两条信念，一是追回被耽搁的6年，绝对不旷一节课，二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是科学，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是否尊重科学。他甚至认定，科学的精神在于抛除成见，服从客观规律；年轻人经过科学训练，可以养成忠诚、公正等美德。
早熟的张功耀已经开始为四年后的毕业谋划出路了。他认为研究农村经济是个不错的选择。在研究包产到户的历史时他发现，农民自留地的产量高于公地的产量，甚至是后者的两到三倍，他纳闷为什么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拜服于玄妙的“共产”主张，而无视这一客观事实，造成饿死千万人的悲剧。
他从拮据的经济来源里划出一部分，订阅了《中国统计》，想用两年时间，写一篇论文，完成对农村经济的量化研究，结果被泼了一头冷水。
首先，他不知道其中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到底包括哪些省份，既不确定也不规范，其次，他发现上面的数据完全没有逻辑，是为了迎合积极的结论而生造出来的。他愤怒于无法实证检验的虚假繁荣，并开始对盛产好消息、自圆其说的传统文化有了提防之心。从此落下习惯，不相信任何官方统计数字。
你到底爱不爱国？
和任何一个把科学确立为信仰的人一样，张功耀对实证和逻辑有着偏执的喜好。但是，他发现，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文化的特征。20多岁的张功耀发现，中国人确实没有多少推理、方法论方面的知识遗产。
他还发现，我们习惯于求教历史，捆绑祖宗，而不首先验证历史的真伪。否则，会被说成是缺乏基本的历史自豪感，甚至是数典忘祖。他反问说，那些空洞无物的“道理”害苦了多少中国人？
这些从大量阅读中获取的直观感受，注定了张功耀日后在学术世界里离家出走，飘洋过海。这和他现在的公众形象是吻合的，“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面目狰狞的科学自大狂”。
——“一直有人吹嘘‘针灸可以让一个植物人苏醒’。这个个案有效不能算是对针灸的实践检验。只有当下一个相同的植物人，也能用这样中医所使用的针灸方法复活，才能说这种针灸方法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可是，至今几乎所有中医界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都不能接受‘下一个’相同病历的检验。怎么能说，中医药疗效的检验是充分的呢？”
在自己家几平米的书房里，张功耀历数他前面的敌人。在他看来，他的观点在科学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他的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科学上的争议，而是中国人“很有点莫名其妙的民族情感”，他们的爱恨并非基于事实，而是源于习惯、传统，冥顽不化，而科学的方法和性质，仍是公众所未能充分理解的。
张功耀说自己是坚定的爱国者，但反对打着爱国的旗号营私舞弊，把爱国变成挡箭牌和避难所。
也许，即使限定在科学里，张功耀对中医药的批判也有失偏颇。或许长时间沉浸书房的缘故，他太习惯于从典籍和理论里寻找答案了。至少，他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说明，中医这个在他看来顷刻坍塌的老古董，为什么能存活千年，并在历史长河里发挥了实际作用。
他也不能肯定，随着科学视角的扩展，是否会有一天，中医能在其中找到容身之地。这些是他彻底告别的硬伤。
但基于中医积病深重的现实，离刮痧、拔火罐，望闻问切、阴阳调和越来越远时，无论如何，我们要关注这些真诚的、勇敢的出走者。
让中医药回归民间
人物周刊：你如何评价自己在这场“废除中医药”论战中的角色？你激进的态度是基于科学，还是出于其他的考虑，比如为了吸引注意，引起反响？简单说明中医的思维方式和诊断习惯。
张功耀：我的观点并不激进。“存废之争”是个老话题。离大陆读者最近的关于废除中医的文章，是1934年8月傅斯年的《再论所谓“国医”》，算起来，这个话题已经72年没有人正式提及了。
五四、军阀混战、抗日、解放战争、土改、大跃进、破四旧、文革，民不聊生的历史，没有留出多少时间让中国人真正思考：到底什么是中医药？应该如何看待中医药？
现在，我认为时机成熟了。我们经常说，中医药历史悠久，为中国人的诊病疗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科学史的学者很清楚，中医药在整个世界科学史上是最没有地位的，连一章都写不满。
我所说的告别中医药，不是对中医药破四旧，不是把中医药扫地出门，而是让它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
有几点是明确的，中医药不能继续作为主流医学存在；中医药的存在不得占用我国的医学和科学资源；中医药的思想和方法，尤其是《黄帝内经》和《扁鹊难经》所宣扬的那一套必须彻底根除；在无伤害原则下，保留中医药作为应急选择(没有西医时)和最后选择(西医确定无能为力时)。
简单地说，中医用感觉证明真理，用直觉判断外部世界，用玄秘造作躲避经验的检验，是奇怪的“美学”。什么叫“补气”？什么叫“心”？中医里的“命门”，少说有7个说法。它们不能还原到实践领域理解，又竭力冒充科学。
人物周刊：你是否怀疑过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能力？如何回应卫护中医者对你的评价：无知者无畏？
张功耀：我的学术方向是科学思想史。我得说明一下，我公开发表的这些观点，并不是头脑发热，而是我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果。我可以谈论相对论的哲学问题，出版了《相对论革命》，为什么不可以谈论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呢？我本人从1973年开始学习中医，我妻子是5年制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生。我从八十年代早期开始阅读中医著作，是有充分的资格和信心讨论中医问题的。
恐怕我真是如他们所说的“无知”。他们说中医是“国粹”，我不晓得，中医为什么是“国粹”。1879年，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时，没有人把中医叫“国粹”，二三十年代的“护医”和“废医”的论战，也没有人这样肉麻。迄今为止，把“中医”标榜为“国粹”的人并没有对“中医是国粹”作出过有说服力的论证。他们说《黄帝内经》“博大精深”，属于“超科学”，但是令人遗憾的，这是本成书过程和思想都十分混乱的伪书。实话说，讨论这么久，没有一个护医者的言论对我有过启发和裨益。他们还没有理解实质问题。
我不喜欢恶意的谩骂，也不需要廉价的支持。你可以说我的缺点是固执，也可以说我的优点是执着。我是个学者，希望透过表象、态度和简单的立场，面对真问题。
中医学院的师生病了，一般首选西医诊治还是中医诊治？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护医者们的护医水平？如何理解他们的护医目的？
张功耀：如果他们不愿意面对真问题，那我只请他们回答两三个问题：中医学院的校医院是以中医中药为主还是西医西药为主？中医学院的师生病了，一般首选西医诊治还是中医诊治？当你或者你的亲人必须手术时，你有勇气接受中医的“针刺麻醉”吗？西医医生会把治疗方法和免疫方法向全世界公布，中药医生有勇气把它解决的“疑难杂症”、“慢性病”向全世界公布，接受医学界的临床检验吗？然后请他们坦诚地回答，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查中国的学术史，几乎所有的歪门邪说(除古代医家外，还有阴阳家，神仙道术等等)，都热衷于捆绑祖宗，通过和传统、祖宗的捆绑，图谋自己的“话语霸权”，或者把自身的脆弱嫁接在祖宗身上，把自己的无能为力说成是祖宗和外部的不作为。这是荣耀祖宗还是亵渎祖宗？你不觉得累，祖宗还觉得累呢。
欧洲的医学史首先是个人的医学史。惟独我们把中医药说成是祖宗的、民族的瑰宝。我们的历史是蔑视个性的历史。《黄帝内经》是谁写的，不晓得，如果有个具体的作者，我便批评这个具体的作者，但没有。他们说，这个作者是我们的祖宗，我不就成了不肖子孙了吗？你不去求真可以，但要允许我去。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什么是时间和空间，大家都清楚了，唯独我不清楚，所有我要去查证一下。我不是爱因斯坦，这个荣誉属于二三十年代那场争论中的清醒者。
我曾经说过，越是祖传秘方、宫廷秘方，潜在的危险越大。如果皇帝真吃过，那还好，我是第二个试验动物，如果皇帝没吃过，那我就是第一个试验动物，这是多大的危险！宫廷秘方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没有确证，怎么是可靠的呢？
人物周刊：据说因为你的“告别宣言”，湖南省拨款500万给省中医研究所？
张功耀：不好评价，但理解他们的举措。写“告别宣言”的人出在湖南，大概他们觉得教育无方吧。但我估计，500万保卫不了湖南中医。上世纪50年代来，我们采取了多少保卫中医的措施，但结果还是不理想。
客观地说，我国为了发展中医，算是已经竭尽了全力，但还是没有阻止中医的衰落。我们要勇于承认，中医的问题，不是保卫不保卫的问题，是中医自身思想、方法、观念落后，必被淘汰的问题。现在的中医院，已经名不符实了，中医院里的西医项目已经大大超出中医，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瞧瞧这个活生生的现实呢？
人物周刊：你如何确定：“中医的内部改良”已经失败、“中医的科学化”之路走不通？科学化的结果是改良了中医，还是加速了死亡？
张功耀：“中医内部改良”，首先概念指称要明确。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中医的概念达到这个最最起码的要求。
“肝”明明在人的身上，但《黄帝内经》里说，“肝”有在天、在地、在人之别。在天可以为玄，在地可以为道，在地又可以为化，如此，“肝”的指称究竟是什么？日常经验里明明白白的“肝”，经过中医理论家的造作后，变成模棱两可。让人不懂是他们的手段，你不懂，他们就可以懂了，而且是什么都懂。这就可以骗钱了。至于他们懂什么，你就不要追问了。这就是中医师父们至今不敢在科学层面上讨论问题的奥秘所在。
有必要提醒的，是我国对“中医科学化”所导致的后果缺乏清醒的估计，诸多事实被掩盖和隐瞒。明明是境外打击的非法中草药，国内却还在进行“墙内开花墙外红”的欺骗性渲染。所有我们已经尝试过的中医科学化方法，没有一项是成功的。或者说，中医越要科学化，暴露的缺点就越多。
我赞成保卫本民族的文化，但是科学是有普遍性的。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医学和世界的融合呢？所有国家的土著医学都可以在体制外生存，为什么我们的就一定要放在体制的摇篮里呢？我们用于医疗改革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是太多，不要再纠缠下去，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多。我建议一步到位，让它回归民间，不要搞什么过渡。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扁鹊、李时珍等医学名家，以及《本草纲目》等医学名著？你对中医药的看法是否矫枉过正？
张功耀：可以肯定地说，《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扁鹊难经》都是伪书。遗憾的是，我所看到的国内研究医学典籍的学者，都是单纯注释，没有一个采取批判态度，有的只是囫囵吞枣，食古不化。
很多搞科学技术史的人说，宋应星是伟大的发明家。宋应星发明了什么？什么也没发明。《天工开物》是总结，是对前人经验的求和，不是创新，所以，充其量，宋应星是伟大的发明著作家。晋代的皇甫谧，一辈子没有扎过一次针，没有任何的临床经验，但是我们说他是针灸的集大成者，著有《针灸甲乙经》，他的书居然指导其后一千多年的针灸实践。把没有任何实践根据的伪书，当作金科玉律，是很可悲的。
又比如，严格地说，四大发明只是技术经验，并不是科学发明。我们心目中的这些大师、大家、大作，在实证和逻辑的鞭挞下，有多少是名副其实的呢？所以，他们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也可能是，但我的的确确是历史唯物主义。
今日中医的高等教育就是两个字：害人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今日的中医高等教育？对现在的中医学院在校学生有何建议？
张功耀：中医究竟衰落到什么程度？中医学院的师生、中医医院的医生，比我们这些局外人更清楚。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中医学院的师生一直首选西医看病。另有资料表明，现在县级的中医院，40%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更谈不上奖金。一个年轻人，应该慎重选择职业。中医药充其量只是应急选择，绝对不可能替代科学医学。
我的建议，是把中医学院并入医学院。我只是个普通的大学老师，既不搞中医，也不搞西医，更不是为西医开高价药造舆论。我不但价值中立，也利益中立。我讨论中医，纯粹是“损人不利己”。我也曾对中医药抱有浓厚的兴趣，但自从从事科学史研究后，便对它丧失了兴趣和信心。(中医学院的学生)应该多学些科学医学，或者考研究生，换掉中医药这身服饰。
今日中医的高等教育就是两个字：害人。中医没有确定性，100个医生有100个不同的辨证，开200个不同的药方。对于相同的疾病，相同的中医昨天开的方子，和今天开的方子都可能不同。没有高度普遍性，可以观察，可以研究，也可以个别传授，但不可以进行普遍性的学校教育。
我们办那么多的中医学院，本身就是严重错误。积累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连中医学院的博士都就业困难。
人物周刊：你和二三十年代傅斯年、丁文江们对中医的批判有何区别，你如何看当时政府和现在政府的回应？
张功耀：废除中医药最好的时机是19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皇帝理解，百姓支持，中医界也接受，中国人也第一次看到西医的神奇。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从19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就紧跟世界科学医学的发展，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科学医学，现在可能就不存在中西医之争了，也不会出现中医遭遇西医的尴尬，医疗卫生状况可能也比现在好得多。
建国后，把中医纳入国家体制，大概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现在看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一些问题制度化了，一直挤占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政策资源甚至法律资源。为中医的基本概念(如“经络”、“穴位”、“脏腑”等)，为“祖传秘方”、“针刺麻醉”等砸资金，动资源，可是收效甚微，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效果。
中医本不需要医院，办什么中医院？中医本就是土著医术，没有普遍可教学的内容，却办了那么多的中医药大学。为了资源的合理利用，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让中医退出国家体制。我们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是相当惊人的，为了子虚乌有的“经络”二字，已经付出了不下20亿人民币了。为了这个毫无医学和生理学价值的概念投巨资，我们的官员居然连眼都不眨一下。
鲁迅先生指责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中医带给社会的不安全感是十分明显的。这样严重的医学问题，放在国家医疗体制内，糟粕和精华全部在国家的名义下并行运转，而实际上，国家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标准化管理。
我理解有关部门对我的看法的回应，理解他们的苦衷。需要他们安抚的，肯定不是学者。作为一个学者，我只面对真理说话。但我也很想知道，当他们不再是站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私底下，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医药的层层病症的？
人物周刊：科学是否能完全解释中医？是否科学滥用霸权？
张功耀：有种说法：西医解决不了的，中医可以解决，所以西医叫科学，中医叫“超科学”。但是西医解决不了的，中医是不是解决了，不得而知。中医不接受西医的检验标准，认为自己已经是“超科学”了。
据我所知，国际上，“超科学”是个贬义词，意思是利用科学恶搞、宣扬神秘主义，和伪科学是同义词。他们说中医不属于科学这个系统，但它该是什么系统呢？一堆杂乱无章的组合？
我们国家的其他行业都陆续接受了国际标准，但就是人命关天的医学不接受国家标准，不接受国际上标准的因果检验方式。现在的中医界热衷鼓吹个案有效，但医学追求的是确定性，是普遍有效。个案有效不能用于临床，普遍有效才能用于临床。更多的，连个案有效都谈不上。
人物周刊：你是否如网友所说的走火入魔？这场论争中，谁是你前面的敌人？
张功耀：我的看法，从科学上讲，道理很简单，很容易说清楚。我前面的敌人，不是科学上的论证，而是我们中国人多少有点莫名其妙的情感世界，我真正的敌人，是谵妄的、无逻辑、无根据的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作为一个哲学教授，我必须多说几句。我国的哲学教育是非常悲哀的。它通过以“大批判开路”的方式，否定了西方已经取得的诸多成就，是一种纯情感的、非理性的以“自我”扫荡“非我”的教育方式。
这种教育方式，使我们把学哲学等同于学马列，又把学马列等同于培养爱国主义，然后又把“爱国主义”简单等同于反西方和抗日。严格地说，中国的哲学教育不能算哲学教育，而是意识形态教育，是有害的。
我理解他们的情感世界，要改变他们的无根据的爱和恨，需要时间。一个学者，特别是在公共领域发言的学者，要学会宽容，隐忍，和尊重时间。你要是了解我们中国人剪辫子、废除科举的历史，你大概就很容易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我也注意到了，读我的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了，每天至少有一千人上我的博客。我已经非常满意了。毕竟隔了70多年没有人说这件事了。一个月不到，便有那么多人想看个究竟，这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
我坚信一点，中医的死亡是必然的，现在是如何让它走得快活一点，是中医的安乐死问题。经常有人问我，你这个搞哲学的怎么批评起医学来了，我回答说，医学医治病人，哲学医治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