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耀,不能用爱国旗号掩盖中医谬误

张功耀先生尊像

要让中医死亡的张功耀先生

高喊“取缔中医”的张功耀先生

我只请他们回答两三个问题:中医学院的校医院是以中医药为主,还是西医药为主?中医学院的师生病了,首选西医诊治还是中医诊治?当你或者你的亲人必须手术时,你有勇气接受中医的“针刺麻醉”吗?

2006年初,张功耀对即将发表的《告别中医中药》的预期相当保守,只希望它是篇合格的学术论文。

事实上,中西医之争在学界是个长热话题,一个中医师和一个西医师坐在一起,最可能的话题便是中医到底会不会死,或者会怎么死。

但事态的发展超出他的预期,他毫无准备地成为公众人物。

官方否定性的表态后,张功耀不承认自己失败了。恰恰相反,他认为真正的辩论刚刚开始,中医药继续寄生在国家体制还是回归民间,并不是他辩论的重点。

他言词激烈,火药味十足,批驳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和诊断习惯,他要“听到在科学的鞭挞下,中国传统医学糟粕的坍塌声”,还要探究那些似是而非的民族自豪感因何而来。在看个究竟之前,他说自己誓不罢休,的确有点“神经病”和“走火入魔”。

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对科学的选择和信仰,不仅仅是他的学术志趣,也是他切身的回忆,也许我们能理解他的偏执或执着。

面目狰狞的科学自大狂?

毫无准备地成为舆论焦点后,张功耀开始思考“告别中医中药”这个纯学术问题,何以如此吸引大众的注意。他的答案是,首先它人命关天,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其次,它是科学和玄学的对立。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中医一直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为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张功耀态度坚决地从中医药出走。事实上,张功耀曾经对中医抱有浓厚的兴趣,从1972年高中毕业到1978年上大学,张功耀当过6年的乡村郎中。中医古籍满足了16岁张功耀旺盛的求知欲,而收入虽微薄,也还可以解决生计。他不会针灸,甚至不会脉诊,凭着两本借来的《汤头歌》和《药性歌括400味》妙手回春。

6年里,张功耀学会了中医的江湖口吻,学会了“凉血”、“泻下”、“胃腑热积”这些术语,但是连他自己也无法明辨这些虚玄术语的确切含义。从事科学史研究后,张功耀意识到,中医连基本的概念清晰都谈不上。

6年后,张功耀成了湖南大学政治理论专业的一名学生。

日后对中医药的叛道,和这时候科学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他,甚至他这代人来说,确定对科学的信仰,并非是他们了解了多少的科学知识,而是这些曾经的领袖主张的坚定实践者,急于走出盲目的信仰。

恰巧这时候,科学展示出它难以拒绝的魅力。张功耀现在还记得1978年,大学第一年的一天,他走在大学的操场上,广播里传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当乡村郎中时,作为当地有名的才子,张功耀还身兼大队的广播员。那天回到宿舍,张功耀对下铺的兄弟说,如果他现在还是大队的广播员,他一定要用最纯正的湖南郴州地瓜腔播它一百遍。

这是张功耀自己的政治学第一课,之前,的的确确,他认为政治学就是读《红旗》杂志,看《人民日报》,写思想汇报。

张功耀拍着胸脯说,从大学第一天到研究生毕业,他绝对没有旷过一节课。他用这句话来教育他带的一个博士生,这位学生因酷爱电子游戏耽误了博士论文写作时间。本科4年,张功耀确立了两条信念,一是追回被耽搁的6年,绝对不旷一节课,二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是科学,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是否尊重科学。他甚至认定,科学的精神在于抛除成见,服从客观规律;年轻人经过科学训练,可以养成忠诚、公正等美德。

早熟的张功耀已经开始为四年后的毕业谋划出路了。他认为研究农村经济是个不错的选择。在研究包产到户的历史时他发现,农民自留地的产量高于公地的产量,甚至是后者的两到三倍,他纳闷为什么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拜服于玄妙的“共产”主张,而无视这一客观事实,造成饿死千万人的悲剧。

他从拮据的经济来源里划出一部分,订阅了《中国统计》,想用两年时间,写一篇论文,完成对农村经济的量化研究,结果被泼了一头冷水。

首先,他不知道其中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到底包括哪些省份,既不确定也不规范,其次,他发现上面的数据完全没有逻辑,是为了迎合积极的结论而生造出来的。他愤怒于无法实证检验的虚假繁荣,并开始对盛产好消息、自圆其说的传统文化有了提防之心。从此落下习惯,不相信任何官方统计数字。

你到底爱不爱国?

和任何一个把科学确立为信仰的人一样,张功耀对实证和逻辑有着偏执的喜好。但是,他发现,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文化的特征。20多岁的张功耀发现,中国人确实没有多少推理、方法论方面的知识遗产。

他还发现,我们习惯于求教历史,捆绑祖宗,而不首先验证历史的真伪。否则,会被说成是缺乏基本的历史自豪感,甚至是数典忘祖。他反问说,那些空洞无物的“道理”害苦了多少中国人?

这些从大量阅读中获取的直观感受,注定了张功耀日后在学术世界里离家出走,飘洋过海。这和他现在的公众形象是吻合的,“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面目狰狞的科学自大狂”。

——“一直有人吹嘘‘针灸可以让一个植物人苏醒’。这个个案有效不能算是对针灸的实践检验。只有当下一个相同的植物人,也能用这样中医所使用的针灸方法复活,才能说这种针灸方法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可是,至今几乎所有中医界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都不能接受‘下一个’相同病历的检验。怎么能说,中医药疗效的检验是充分的呢?”

在自己家几平米的书房里,张功耀历数他前面的敌人。在他看来,他的观点在科学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他的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科学上的争议,而是中国人“很有点莫名其妙的民族情感”,他们的爱恨并非基于事实,而是源于习惯、传统,冥顽不化,而科学的方法和性质,仍是公众所未能充分理解的。

张功耀说自己是坚定的爱国者,但反对打着爱国的旗号营私舞弊,把爱国变成挡箭牌和避难所。

也许,即使限定在科学里,张功耀对中医药的批判也有失偏颇。或许长时间沉浸书房的缘故,他太习惯于从典籍和理论里寻找答案了。至少,他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说明,中医这个在他看来顷刻坍塌的老古董,为什么能存活千年,并在历史长河里发挥了实际作用。

他也不能肯定,随着科学视角的扩展,是否会有一天,中医能在其中找到容身之地。这些是他彻底告别的硬伤。

但基于中医积病深重的现实,离刮痧、拔火罐,望闻问切、阴阳调和越来越远时,无论如何,我们要关注这些真诚的、勇敢的出走者。

让中医药回归民间

人物周刊:你如何评价自己在这场“废除中医药”论战中的角色?你激进的态度是基于科学,还是出于其他的考虑,比如为了吸引注意,引起反响?简单说明中医的思维方式和诊断习惯。

张功耀:我的观点并不激进。“存废之争”是个老话题。离大陆读者最近的关于废除中医的文章,是1934年8月傅斯年的《再论所谓“国医”》,算起来,这个话题已经72年没有人正式提及了。

五四、军阀混战、抗日、解放战争、土改、大跃进、破四旧、文革,民不聊生的历史,没有留出多少时间让中国人真正思考:到底什么是中医药?应该如何看待中医药?

现在,我认为时机成熟了。我们经常说,中医药历史悠久,为中国人的诊病疗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科学史的学者很清楚,中医药在整个世界科学史上是最没有地位的,连一章都写不满。

我所说的告别中医药,不是对中医药破四旧,不是把中医药扫地出门,而是让它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

有几点是明确的,中医药不能继续作为主流医学存在;中医药的存在不得占用我国的医学和科学资源;中医药的思想和方法,尤其是《黄帝内经》和《扁鹊难经》所宣扬的那一套必须彻底根除;在无伤害原则下,保留中医药作为应急选择(没有西医时)和最后选择(西医确定无能为力时)。

简单地说,中医用感觉证明真理,用直觉判断外部世界,用玄秘造作躲避经验的检验,是奇怪的“美学”。什么叫“补气”?什么叫“心”?中医里的“命门”,少说有7个说法。它们不能还原到实践领域理解,又竭力冒充科学。

人物周刊:你是否怀疑过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能力?如何回应卫护中医者对你的评价:无知者无畏?

张功耀:我的学术方向是科学思想史。我得说明一下,我公开发表的这些观点,并不是头脑发热,而是我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果。我可以谈论相对论的哲学问题,出版了《相对论革命》,为什么不可以谈论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呢?我本人从1973年开始学习中医,我妻子是5年制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生。我从八十年代早期开始阅读中医著作,是有充分的资格和信心讨论中医问题的。

恐怕我真是如他们所说的“无知”。他们说中医是“国粹”,我不晓得,中医为什么是“国粹”。1879年,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时,没有人把中医叫“国粹”,二三十年代的“护医”和“废医”的论战,也没有人这样肉麻。迄今为止,把“中医”标榜为“国粹”的人并没有对“中医是国粹”作出过有说服力的论证。他们说《黄帝内经》“博大精深”,属于“超科学”,但是令人遗憾的,这是本成书过程和思想都十分混乱的伪书。实话说,讨论这么久,没有一个护医者的言论对我有过启发和裨益。他们还没有理解实质问题。

我不喜欢恶意的谩骂,也不需要廉价的支持。你可以说我的缺点是固执,也可以说我的优点是执着。我是个学者,希望透过表象、态度和简单的立场,面对真问题。

中医学院的师生病了,一般首选西医诊治还是中医诊治?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护医者们的护医水平?如何理解他们的护医目的?

张功耀:如果他们不愿意面对真问题,那我只请他们回答两三个问题:中医学院的校医院是以中医中药为主还是西医西药为主?中医学院的师生病了,一般首选西医诊治还是中医诊治?当你或者你的亲人必须手术时,你有勇气接受中医的“针刺麻醉”吗?西医医生会把治疗方法和免疫方法向全世界公布,中药医生有勇气把它解决的“疑难杂症”、“慢性病”向全世界公布,接受医学界的临床检验吗?然后请他们坦诚地回答,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查中国的学术史,几乎所有的歪门邪说(除古代医家外,还有阴阳家,神仙道术等等),都热衷于捆绑祖宗,通过和传统、祖宗的捆绑,图谋自己的“话语霸权”,或者把自身的脆弱嫁接在祖宗身上,把自己的无能为力说成是祖宗和外部的不作为。这是荣耀祖宗还是亵渎祖宗?你不觉得累,祖宗还觉得累呢。

欧洲的医学史首先是个人的医学史。惟独我们把中医药说成是祖宗的、民族的瑰宝。我们的历史是蔑视个性的历史。《黄帝内经》是谁写的,不晓得,如果有个具体的作者,我便批评这个具体的作者,但没有。他们说,这个作者是我们的祖宗,我不就成了不肖子孙了吗?你不去求真可以,但要允许我去。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什么是时间和空间,大家都清楚了,唯独我不清楚,所有我要去查证一下。我不是爱因斯坦,这个荣誉属于二三十年代那场争论中的清醒者。

我曾经说过,越是祖传秘方、宫廷秘方,潜在的危险越大。如果皇帝真吃过,那还好,我是第二个试验动物,如果皇帝没吃过,那我就是第一个试验动物,这是多大的危险!宫廷秘方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没有确证,怎么是可靠的呢?

人物周刊:据说因为你的“告别宣言”,湖南省拨款500万给省中医研究所?

张功耀:不好评价,但理解他们的举措。写“告别宣言”的人出在湖南,大概他们觉得教育无方吧。但我估计,500万保卫不了湖南中医。上世纪50年代来,我们采取了多少保卫中医的措施,但结果还是不理想。

客观地说,我国为了发展中医,算是已经竭尽了全力,但还是没有阻止中医的衰落。我们要勇于承认,中医的问题,不是保卫不保卫的问题,是中医自身思想、方法、观念落后,必被淘汰的问题。现在的中医院,已经名不符实了,中医院里的西医项目已经大大超出中医,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瞧瞧这个活生生的现实呢?

人物周刊:你如何确定:“中医的内部改良”已经失败、“中医的科学化”之路走不通?科学化的结果是改良了中医,还是加速了死亡?

张功耀:“中医内部改良”,首先概念指称要明确。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中医的概念达到这个最最起码的要求。

“肝”明明在人的身上,但《黄帝内经》里说,“肝”有在天、在地、在人之别。在天可以为玄,在地可以为道,在地又可以为化,如此,“肝”的指称究竟是什么?日常经验里明明白白的“肝”,经过中医理论家的造作后,变成模棱两可。让人不懂是他们的手段,你不懂,他们就可以懂了,而且是什么都懂。这就可以骗钱了。至于他们懂什么,你就不要追问了。这就是中医师父们至今不敢在科学层面上讨论问题的奥秘所在。

有必要提醒的,是我国对“中医科学化”所导致的后果缺乏清醒的估计,诸多事实被掩盖和隐瞒。明明是境外打击的非法中草药,国内却还在进行“墙内开花墙外红”的欺骗性渲染。所有我们已经尝试过的中医科学化方法,没有一项是成功的。或者说,中医越要科学化,暴露的缺点就越多。

我赞成保卫本民族的文化,但是科学是有普遍性的。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医学和世界的融合呢?所有国家的土著医学都可以在体制外生存,为什么我们的就一定要放在体制的摇篮里呢?我们用于医疗改革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是太多,不要再纠缠下去,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多。我建议一步到位,让它回归民间,不要搞什么过渡。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扁鹊、李时珍等医学名家,以及《本草纲目》等医学名著?你对中医药的看法是否矫枉过正?

张功耀:可以肯定地说,《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扁鹊难经》都是伪书。遗憾的是,我所看到的国内研究医学典籍的学者,都是单纯注释,没有一个采取批判态度,有的只是囫囵吞枣,食古不化。

很多搞科学技术史的人说,宋应星是伟大的发明家。宋应星发明了什么?什么也没发明。《天工开物》是总结,是对前人经验的求和,不是创新,所以,充其量,宋应星是伟大的发明著作家。晋代的皇甫谧,一辈子没有扎过一次针,没有任何的临床经验,但是我们说他是针灸的集大成者,著有《针灸甲乙经》,他的书居然指导其后一千多年的针灸实践。把没有任何实践根据的伪书,当作金科玉律,是很可悲的。

又比如,严格地说,四大发明只是技术经验,并不是科学发明。我们心目中的这些大师、大家、大作,在实证和逻辑的鞭挞下,有多少是名副其实的呢?所以,他们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也可能是,但我的的确确是历史唯物主义。

今日中医的高等教育就是两个字:害人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今日的中医高等教育?对现在的中医学院在校学生有何建议?

张功耀:中医究竟衰落到什么程度?中医学院的师生、中医医院的医生,比我们这些局外人更清楚。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中医学院的师生一直首选西医看病。另有资料表明,现在县级的中医院,40%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更谈不上奖金。一个年轻人,应该慎重选择职业。中医药充其量只是应急选择,绝对不可能替代科学医学。

我的建议,是把中医学院并入医学院。我只是个普通的大学老师,既不搞中医,也不搞西医,更不是为西医开高价药造舆论。我不但价值中立,也利益中立。我讨论中医,纯粹是“损人不利己”。我也曾对中医药抱有浓厚的兴趣,但自从从事科学史研究后,便对它丧失了兴趣和信心。(中医学院的学生)应该多学些科学医学,或者考研究生,换掉中医药这身服饰。

今日中医的高等教育就是两个字:害人。中医没有确定性,100个医生有100个不同的辨证,开200个不同的药方。对于相同的疾病,相同的中医昨天开的方子,和今天开的方子都可能不同。没有高度普遍性,可以观察,可以研究,也可以个别传授,但不可以进行普遍性的学校教育。

我们办那么多的中医学院,本身就是严重错误。积累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连中医学院的博士都就业困难。

人物周刊:你和二三十年代傅斯年、丁文江们对中医的批判有何区别,你如何看当时政府和现在政府的回应?

张功耀:废除中医药最好的时机是19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皇帝理解,百姓支持,中医界也接受,中国人也第一次看到西医的神奇。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从19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就紧跟世界科学医学的发展,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科学医学,现在可能就不存在中西医之争了,也不会出现中医遭遇西医的尴尬,医疗卫生状况可能也比现在好得多。

建国后,把中医纳入国家体制,大概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现在看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一些问题制度化了,一直挤占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政策资源甚至法律资源。为中医的基本概念(如“经络”、“穴位”、“脏腑”等),为“祖传秘方”、“针刺麻醉”等砸资金,动资源,可是收效甚微,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效果。

中医本不需要医院,办什么中医院?中医本就是土著医术,没有普遍可教学的内容,却办了那么多的中医药大学。为了资源的合理利用,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让中医退出国家体制。我们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是相当惊人的,为了子虚乌有的“经络”二字,已经付出了不下20亿人民币了。为了这个毫无医学和生理学价值的概念投巨资,我们的官员居然连眼都不眨一下。

鲁迅先生指责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中医带给社会的不安全感是十分明显的。这样严重的医学问题,放在国家医疗体制内,糟粕和精华全部在国家的名义下并行运转,而实际上,国家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标准化管理。

我理解有关部门对我的看法的回应,理解他们的苦衷。需要他们安抚的,肯定不是学者。作为一个学者,我只面对真理说话。但我也很想知道,当他们不再是站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私底下,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医药的层层病症的?

人物周刊:科学是否能完全解释中医?是否科学滥用霸权?

张功耀:有种说法:西医解决不了的,中医可以解决,所以西医叫科学,中医叫“超科学”。但是西医解决不了的,中医是不是解决了,不得而知。中医不接受西医的检验标准,认为自己已经是“超科学”了。

据我所知,国际上,“超科学”是个贬义词,意思是利用科学恶搞、宣扬神秘主义,和伪科学是同义词。他们说中医不属于科学这个系统,但它该是什么系统呢?一堆杂乱无章的组合?

我们国家的其他行业都陆续接受了国际标准,但就是人命关天的医学不接受国家标准,不接受国际上标准的因果检验方式。现在的中医界热衷鼓吹个案有效,但医学追求的是确定性,是普遍有效。个案有效不能用于临床,普遍有效才能用于临床。更多的,连个案有效都谈不上。

人物周刊:你是否如网友所说的走火入魔?这场论争中,谁是你前面的敌人?

张功耀:我的看法,从科学上讲,道理很简单,很容易说清楚。我前面的敌人,不是科学上的论证,而是我们中国人多少有点莫名其妙的情感世界,我真正的敌人,是谵妄的、无逻辑、无根据的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作为一个哲学教授,我必须多说几句。我国的哲学教育是非常悲哀的。它通过以“大批判开路”的方式,否定了西方已经取得的诸多成就,是一种纯情感的、非理性的以“自我”扫荡“非我”的教育方式。

这种教育方式,使我们把学哲学等同于学马列,又把学马列等同于培养爱国主义,然后又把“爱国主义”简单等同于反西方和抗日。严格地说,中国的哲学教育不能算哲学教育,而是意识形态教育,是有害的。

我理解他们的情感世界,要改变他们的无根据的爱和恨,需要时间。一个学者,特别是在公共领域发言的学者,要学会宽容,隐忍,和尊重时间。你要是了解我们中国人剪辫子、废除科举的历史,你大概就很容易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我也注意到了,读我的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了,每天至少有一千人上我的博客。我已经非常满意了。毕竟隔了70多年没有人说这件事了。一个月不到,便有那么多人想看个究竟,这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

我坚信一点,中医的死亡是必然的,现在是如何让它走得快活一点,是中医的安乐死问题。经常有人问我,你这个搞哲学的怎么批评起医学来了,我回答说,医学医治病人,哲学医治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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