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该文的第三次修改稿。与前两稿相比，这一稿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化，只是扩充了一些史料。）
张功耀
尽管现在已经是信息社会了，长沙却依然封闭。早几天，我还在一篇文章中说，“不出20年，中医就要退出科学殿堂，回到它原来的起点。”没想到，这个时间居然来得这么快！
今年的5月2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对外公布了，把中医药的9个项目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个消息，驻在首都的《科技日报》是6月7日才得到的。6月12日《科技日报》才正式见报。送到我家里已经是6月14日了。
这样一来，中国的中医药就成了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文化了。我万万没想到，中医药就这样走到了它的尽头。
众所周知，凡是活生生的，充满自我竞争力的东西，是不需要什么保护的。只有老弱的，缺乏现实竞争力的，不再变化的（如端午节），或死的东西，才需要加以保护。假如一个人还在那里活蹦乱跳，突然有人说，要把这个人当作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这个人肯定满肚子的不高兴。可是，如果这个人已经寿终正寝或病入膏肓，有人提出要把这个人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则这个死者或病者的亲属，朋友和崇拜者，一定会对这个建议感激涕零，山呼万岁！
既然中医药走到了“文化遗产”这一步。我们就应该要有新的思维和新的角度来研究它了。
事实上，任何文化遗产都是值得保护和研究的。现代汉语需要研究，但不需要按照“文化遗产”来保护，因为它至今还活生生地在全世界流行着和变化着。可是，湖南江永发现的女书就不同了。它是一种曾经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流行过的一种文字体系，现在已经濒临灭绝，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文字体系已经毫无用处，但努力保护它，研究它，还是有必要的。否则，将来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语言史家，要来认识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史，就连样本也找不到了。
对于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人来说，历史证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要研究其它文明地区的古代医学史，公元前5世纪最初问世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公元前2100年出版一直流传到公元前668年，反映古巴比仑医学状况的《尼尼微医书》（由25000个瓦版组成）；还有反映古埃及公元前1800年医学水平的三部草纸书；比“奥义书”还早的古印度医学典籍《生命吠陀》；等等；他们都是需要保护的。没有了他们，我们就无法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同样道理，中国也有自己的医学史。因此，搜集和保留一些中国古代的医学典籍，保护一些医学遗迹，也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样的工作早做比晚做好。
治病救人本属于科学范畴，可是中医药却一直进不了科学的境界。中医药如果属于科学，那是不需要保护的，因为科学是常新的事业。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人为毕达哥拉斯定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申请过什么文化遗产保护。也没有人为古希腊医学、古埃及医学、古巴比仑医学、古印度医学提出过保护，因为他们早就获得更生，融入世界医学体系之中了。
令人不解的是，治病救人本是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医药居然一再拒绝接受任何确定性的实证措施来检验它和发展它。为了拒绝科学，中医药甚至公然敌视所有的科学措施。现在的医学科学已经进步到基因层次了，中国居然还有人在公然宣扬在医学中拒绝科学，甚至不自量力地公然主张排斥科学，大言不惭地用自我标榜的“超科学”和“整体医学”代替科学医学。这些荒唐、无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谓“创新”，甚至还得到了某些科技官员的赞赏。于是，一服白术汤煎剂，胖子喝了可以减肥，瘦子喝了可以增重，以及中药“有毒无害论”，居然都能登上《中国中医药报》的大雅之堂，甚至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如果连这都不算骗子，还有什么可以算骗子？如此把人的生命和健康当儿戏的“文化”，难道不值得抛弃，甚至可以免受抨击吗？我们的人民就那么好欺负吗？
由于中医以文化自居，拒绝科学，这使得它一直未能融入世界医学体系之中。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美国医史学者叫嘉立森（garrison·f·h）出版了一部《医学史》，为了使自己的医学史著作写得完成，好不容易，搜索枯肠地研究和整理中国医学，却依然对中国医学只勉勉强强写了一页。当时的中国人以为他对中国有偏见。他不服，努力地向中国人做了辨解。他说，他无法理解中国古代的医学。后来，一些中国学者为了让外国人理解中医的需要，总算凑出了一些“中国医学史”著作，试图解释中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并且翻译成了英文。可是，连作者自己都如坐云雾的中国医学史，外国人依然看不懂，戳穿以后，又实在没有什么内容，且通篇充满了相当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不能说它没有医学史。可是，中国医学史该怎样写，别说外国人束手无策，就是中国人来写也很犯难。众所周知，中医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思想，没有明确的方法，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甚至可靠的可记录于历史的医学人物也不多。说扁鹊是中医鼻祖，可他一没有医学著作，二没有可靠的医疗事迹和医疗方法，像希波克拉底那样倡导体液平衡的医疗理论和医疗措施，如放血疗法，在扁鹊那里完全找不到类似的根据，就连中国历史上是否真有扁鹊其人也可以存疑。拿几把切药的刀，碾药的槽，炒药的锅，炼丹的炉，刊登在中医学史的书上，是不能证明中医学的成就的。宋朝王惟一主持铸造的《针灸铜人》，我们中国人看得热热闹闹，可它却既没有明确的生理学意义，也没有明确的医学意义。在这个针灸铜人的身上标出了那么多的“穴位”和“经络”，到目前也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一部《黄帝内经》，少说恐怕都有20个不同的版本，就连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也没有确定性。这样一种混乱的状况，你要人家外国人怎么写中国医学史呢？
更有甚者，一部中国医学史似乎是一部从古到今都没有什么变化的历史。汉朝的医生，宋朝的医生和清朝的医生，乃至现在的中医生，在辨症施治方面究竟有什么不同，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100个中医生对一个相同的疾病可以做出100个，甚至100多个不同的诊断，谁也不知道谁的医术得到了可靠性的论证。这种状况，你要科学史家把哪一位医生写进历史好呢？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现和征服过那些疾病？“心气虚”究竟是什么病？它是什么时候被谁发现的疾病？为什么至今我们征服不了“心气虚”？这些都无从写起。
还有，你怎样看待中国的医学著作家与医学本身的关系，也是非常麻烦的。比如说，没有看过一个病人的皇甫谧写出了一部《针灸甲乙经》，你能说他不是医生？反之，你又有什么理由说他一定可以作为医生看待呢？写中国医学史，不写皇甫谧行吗？如果要写皇甫谧，怎么写呢？写他没有看病的经历，却写出一部有关中国医学的指导性著作？如此的话，中医理论体系的可靠性从何说起呢？还有，表面上看，《黄帝内经》对于中国医学来说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书，可是这种影响，只是在官方和一些装腔作势的江湖医生中存在，而且大部分是互相吹捧和炒作形成的印象，民间总结验方时，根本不买《黄帝内经》的帐。就像斯宾诺萨不需要上帝的假定那样，中国民间医疗经验也一直蔑视所有“阴阳五行”、“三阴三阳”之类的假定。而且，中医“经典著作”中堆积了许许多多类似于土匪黑话一样的术语，可那些术语是啥意思，至今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解释得清楚，更不用说这些概念的沿革了。几乎每一个中医生都有权力去创造连他自己都不懂的概念。一个医生今天说“风”是这种东西，明天相同的这位医生又可能把“风”说成另外一种东西。这样的医学史，你要人家外国人怎么写呢？别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来写中国的医学史，也只能“瞎凑合”。以研究中国科技史闻名天下的李约瑟博士，组织了那么庞大的写作班子，对中国医学史却一直望而却步，点到为止。许多写中国医学史的作者，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写着写着，连“什么是中医”都成了问题。你看这种“医药文化”奇特不奇特？
一百个中医生对于相同的一种病，会做出一百中不同的诊断，采取一百种不同的施治方法，于是就有可能流行100条真理。可是，这100条“真理”，没有任何一条具有起码的确定性，也没有一条“真理”愿意接受实证方法的检验。没有确定性，又何以可言客观性？既不讲因果关系，也不尊重患者的生命，纯粹拿人的生命做赌注，拿患者家里的钱财不算数，还欺骗人家说，这些药“有病治病，无病防病”。你看这种“医药文化”混乱不混乱，可恶不可恶？
中医乱成这个样子，总有它历史的和文化的深层次原因吧。混乱的中医史，终归也是历史吧。现在不保护一点东西，今后我们怎样来研究它的混乱呢？因此，我是主张把中医药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的。我本人是喜欢到古籍地摊上去搜集这一类典籍的。不管我们怎么看待中医药，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搜集证据。这是最重要的。因此，越是那些虫蛀不堪的中医药著作，我越加进行了抢救性的搜集。花多大的价钱，我也要把它买下来。这也算是对保护中医药这份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的贡献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民间在征服疾病方面的探索，是特别值得我们把他们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的。由于他们通常没有被纳入官方太医局和书局的医疗文献体系之中，官方的太医局或太医院都是所谓的“名医”把持着，当官方把民间成功的医疗经验纳入自己的体系之后，往往都进行了“阴阳五行”之类乱七八糟的思想和方法上的重新改造，而真正民间的医书是非常实际的，没有官方那些类似于“土匪黑话”般的“理论”。中国的中医药存在“官”与“民”之间的不同。如果现在不去搜集一些民间证据去证明这些不同，只知道太医院，胡庆余堂，同仁堂，九芝堂，这样的不同，再过若干年就更加看不清了。
但是，保护文化遗产本身不是目的。研究这种文化遗产才是最重要的。只有研究这一份文化遗产，才可以使我们从中获得许多教训，才能理解何以不科学的医药文化比瘟疫更能毁灭人的生命。如果不吸取这些教训，我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走向未来。
最近网络上围绕着中医的现在和未来争论，互相振振有词，各不相让，而且火药味很浓，没有调和的余地。因为“废医派”人士要推动医学革命，进而推动中国的文化革命，这可能使那些守缺之徒没有骗人的文化基础（他们叫做“文化归宿”）。可是，伴随着中央政府宣布把中医药列入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的未来就彻底终止了。我们白白地争吵了一顿。不管中医药属于“科学”也好，也不管中医药属于“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也罢，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中医药已经没有了未来，我们却还在为它的未来操心。我们真的是白忙了！
以后我们（包括现存的中医药研究机构）关于中医药的研究，都应该摘下科学研究的牌子，撕去科学研究的外衣，由原来对中医药的“科学研究”转向对中医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这意味着，今后我们就像研究女书一样去研究中医药，而不是像研究科学一样去研究中医药。这就是说，以往打着科学的旗号，进行的却是抱残守缺的中医药研究，从现在起就应该彻底结束了。
我想，面对中医药成为文化遗产的新局面，近期，我们可以讨论以下不涉及中医药未来只涉及中医药过去的几个理论问题：
1、如何评价中医药的文化特征，中医药文化究竟是一种病态文化，还是一种积极的文化？
2、中医为什么会在科学时代的文化竞争中迅速走向失败？
3、欧洲16世纪开始告别草本医学，日本的皇汉医学也在19世纪就彻底衰落了，为什么中医可以坚挺到现在还能使一些人痴迷？
4、中医是怎样利用劳动人民在征服疾病方面的贡献，并成为一种欺骗性理论的保护伞的？
5、我们应该从中医药失败的文化竞争中吸取什么教训？
6、告别中医中药对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是什么？
中医已经进入“文化遗产”之列，说明试图使中医药继续成为一门“科学”，或把它改造成一门“科学”的努力已经成为多余。中医药今后的存在只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了。正如我们研究女书并不希望女书获得更生一样，我们将来对于中医药的研究也不要再试图用什么新的体系和新的方法去使它获得新生了。
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让我们把中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