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喜　

孟喜，生于汉昭、宣帝之时，约公元前90-前年前后，字长卿。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人。其父孟卿善治《礼》、《春秋》，后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喜遵父之命习《易》，与施仇、梁丘贺同学于田王孙，为汉代第一位易学家田何的再传弟子。他自称得田王之真传，“师田王孙，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汉书·儒林传》）。其实，这是孟喜为了假借其老师声望抬高自己在当时的地位而编造的故事。同门的梁丘贺曾疏通证明之：“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同上）孟喜学有师法，这是事实。但他并不是田何的正宗传人，而是一位叛离儒家师门、敢干接受异端邪说的易学家。他“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以阴阳灾异解说《周易》。正因为如此，起初汉举博士，“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同上）。讫于宣帝时，孟氏易才列于学官，与施仇、梁丘贺并称汉初三大家，“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同上）从经学言之，他属今文经派，曾参加过汉宣帝召集的经学讨论会，“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根据《汉书·艺文志》载，著作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氏》六十六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已亡佚。《隋书·经籍志》有“《孟氏易》八卷，残阙”。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有《孟氏章句》一卷，今天我们研究孟喜的易学思想，主要凭借唐僧一行《卦议》所引孟喜思想。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1994年7月第1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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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1994年7月第1版第77页）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1994年7月第1版第150页）

                                          （《汉魏十十一家易注》）

卢氏

    卢氏，不详何人，清儒马国翰据《魏书．卢景裕传》将卢氏视为卢景裕。卢景裕，字仲孺，小字白头。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幼而敏，专经为学，性清静，淡泊名利。其叔父职居显要，而卢氏隐居大宁山，止于园舍，情均郊野，谦恭守道，贞素自得，故号为居士。官至中书郎和国子博士。东魏相高欢闻其经明行著，驿马特征，使教诸子。卢氏以易学而闻名当时。“景裕理义精微，吐发闲雅，时有问难，或相诋诃，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景裕神采俨然，风诵如一，从容往复，无际可寻，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北史．卢景裕传》）其易学源于郑易，且有师传。《北齐书．儒林传》：“凡是经学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河北讲郑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崔瑾。“景裕传权会，权会传郭茂，……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故“景裕虽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于世。”（《北史．卢景裕传》）就其内容而言，其易注多引汉儒卦变、升降、互体之说。清儒马国翰云：“其说易爻用升降，与蜀才略相似，大抵宗荀氏之学者。”据史志记载，其易学著作为《周易注》。《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一帙十卷，而唐志均有：卢氏周易注十卷。马国翰据李鼎祚《周易集解》及孔颖达《周易正义》辑《周易卢氏注》一卷。除了易学外，卢氏对其它经学也有研究，注过《尚书》、《孝经》、《论语》、《礼记》、《老子》。他还好佛，“曾寓托僧寺，讲听不已”（《北史．卢景裕传》），并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希每译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云。”（同上）

    根据卢氏散见于《周易集解》中的易注，其象数易学特征非常突出，特别表现在他对卦变的运用，完全合荀、虞之法。兹从以下三例分析之：

    1．注《噬溘．彖》云：“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刚柔分也。”此处升降法是取荀氏之说，按照荀氏之意，一卦之中阴阳两爻可以升降互换，由此一卦变成另一卦。虞翻崇尚荀学，也取升降言卦变。虞注《噬溘》云：“《否》五之《坤》初，《坤》初之《否》五，刚柔交，故亨也。”很显然，关于此卦卦变，卢氏、虞氏尽管在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别，但其思想完全相同，二者均在说明：《噬嗑》是由《否》而来，即《否》初、五两爻互换位置而成《噬嗑》。

    2．注《涣．彖》云：“此本《否》卦。《乾》之九四来居《坤》中，刚来成坎，水流而不穷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贵王，与上同也。”又注《涣》六四云：“自二居四，离其群侣，涣其群也。”卢氏这两段注是言《涣》来自《否》，即《否》二、四两爻互易而成《涣》。荀注《涣．彖》云：“谓阳来居二，在《坤》之中，为立庙。”注《涣．象》云：“阴上至四承五为享帝，阳下至二为立庙也。”虞注《涣》云：“《否》四之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也。”从荀、虞注看，也是言《否》二、四两爻互易而成《涣》。

    3．卢注《节．彖》云：“此本《泰卦》。分《乾》九三升《坤》五，分《坤》六五下处《乾》三，是刚柔分而刚得中也。”此是言《节》自《泰》来，即《泰》三、五两爻互易而成《节》。虞注《节》云：“《泰》三之五，天地交也。”其意与卢氏同。

    关于卢氏卦变说，只能见到以上这三例。对比卢氏与荀、虞卦变，可知卢氏卦变当本荀、虞无疑。也就是说，卢氏和蜀才一样，在象数易的卦变说屡遭摧残之时，仍坚定不移地取卦变说注《易》，这对于卦变说的流传乃至整个象数易学保存皆有一定的意义。故卢氏的名字在易学史上也与卦变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易学家。清儒惠栋曾评价道：“卦变说本于《彖传》，荀慈明、虞仲翔、姚元直及蜀才、卢氏、侯果等之注详矣。”（《易汉学》卷八）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卢氏象数思想不止于卦变，也有消息说、互体说等。以消息说注《易》者，如注《剥》云：“此本《乾》卦，群阴剥阳，故名为剥也。”此言十二消息卦来自乾坤，坤阴长至乾五为剥。以互体说注《易》者，如注《贲》九三“濡如”云：“有坎之水以自润，故曰濡如也。”《贲》二、三、四爻互坎，故言有坎之水以自润。注《涣》六四“涣有丘”云：“互体有艮，艮为山丘。”此言《涣》三、四、五爻互艮。其二，卢氏并非完全按照荀、虞用象数释《易》，也就是说在荀、虞用象数注《易》之处，卢氏常弃之不用。如荀注《需．九五象》用升降说，而卢氏则注之曰：“沈湎则凶，中正则吉。”荀、虞、蜀才等注《讼》取卦变说，而卢氏则注《讼．彖》云：“险而健者，恒而好争讼也。”注《讼．初六象》云：“初欲应四，而二据之，  争，事不至永，虽有小讼，讼必辩明，故终吉。”卢氏不取卦变说，又根据台湾学者黄庆萱教授考证，“卢氏注颇有意近王弼，而《伊川易传》亦多与卢注暗合。”（《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二十八）这说明了在玄学易击之下，象数易在注《易》时所表现出的问题已极为明显，故一些易学家，包括像传郑氏易的卢氏这样的易学家，在注《易》许多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舍弃汉代留传下来的象数易学，而以玄学易代之。从这里也看到了象数易学在南北朝时地位大大下降趋于式微。

何妥

    何妥，字栖风，西城（城，又作域）人。其父通商入蜀，遂家居郫县（今四川成都平原中部），事奉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他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十七岁以使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当时他与肖  齐名，时人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肖  ”。西魏灭梁，何妥入后周，仕为太学博士，封为襄城县男。至隋统一中国，文帝受禅，升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出为龙州刺史，在职三年，以疾请还。何妥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曾多次参奏身兼数职、受皇上器重的苏威，斥责苏夔之短，指陈得失，评论时政损益，故升伊州刺史而未成。寻为国子祭酒，死后谥曰肃。何妥曾为游学者讲学，“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北史．儒林传下》）何妥一生著述很多，曾“撰《周易讲疏》三卷、（《隋书．何妥传》及《经籍志》并作“十三卷”，此“三”上当脱“十”字）《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同上）其《周易讲疏》隋唐志皆有著录。《隋书．经籍志》载有：《周易讲疏》十三卷，注云：国子祭酒何晏撰。“晏”乃“妥”字之误。清儒马国翰考辨云：“考魏何晏官至吏部尚书，《隋志》集部题魏尚书何晏集十一卷。兹题国子祭酒，乃隋何妥之官号，且书名、卷数，并与妥传不殊，而次序又在陈周弘正之下，不著代者，以妥为隋人也。《志》偶误‘妥’为‘晏’。《册府元龟》遂云何晏撰《周易私记》二十卷。《周易讲疏》十三卷，朱太史彝尊信之，载入《经义考》，展转承讹，失而愈远矣。“（《玉函山房辑佚书．易类》）此书久佚，马国翰据孔颖达《周易正义》所引“何氏”注及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何妥注辑为一卷。黄奭也据孔、李二书，并参照其它书，辑《何妥周易讲疏》，载入《逸书考》中。

    但《周易正义》中所引“何氏”是否即是何妥？何晏、何育皆有易注，孔氏未明指其人。清儒马国翰曾考之云：“李明标‘何妥’，《正义》称‘何氏’，其说每与张氏、周氏、褚氏、庄氏并引。庄氏不详何人，周为周弘正，张为张讥，褚为褚仲都，何知何妥，皆唐近代为讲疏者，《正义》亦疏也，故仅题某氏。”（同上）又考《正义》引何氏注，有王弼玄学之特色，又兼取象数易之内容，如何氏注《系辞》云：“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极，太极即无也。”又云：“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是其无也。下篇明几，从无入有，故云‘知几其神乎’。”是以老庄注《易》。注《临》云：“从建子阳生至建未为八月。”是取汉儒消息卦注《易》，这与李氏《周易集解》所引何妥注风格基本一致（见下文）。故马国翰之论可信。

    何妥一生行踪由南朝而迁北朝，后为官于统一隋朝，饱览了南北之学，故易学思想融合了玄学易和象数易，在其易注中，既有玄学清淡简明之风，又有汉易古朴重实之气；既明天道，又明人道，如他关于《文言传》解说就是例证。何氏认为《文言传》“潜龙勿用下也”至“飞龙在天，上治也”是谓《文言》第二章，此章是“以人事明之”。何氏于此章皆以尧、舜、文、武之帝王之事阐明人道,他注“潜龙勿用下也”云：“此第二章以人事明之。当帝舜耕渔之日，卑贱处下，未为时用，故云下。”注“见龙在天，时舍也”云：“此夫子洙泗之日，开张业艺教授门徒，自非通舍，孰能如此。”注“终日乾乾，行事也”云：“此当文王为西伯之时，处人臣之极，必须事上接下，故言行事也。”注“或跃在渊，自试也”云：“欲进其道犹复疑惑。此当武王观兵之日，欲以试观物情也。”注“飞龙在天，上治也”云：“此当尧舜冕旒之日，以圣德而居高位在上而治民也。”从以上注文看，何氏明人事，无非是运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揭示《文言》中所蕴含的帝王处世治国之道。在他看来，帝王之所以能治国平天下，其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即在耕渔之日，卑贱处下；处人臣之极，必须事上接下；而在冕旒之日，当以圣德居高位而治民。这当然还要做到“君臣交感”，“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济养民也”，（《泰．彖》注）“人志不同必致离散而乱邦国”，（《否．彖》注）其具体的方法“须进善纳谏”（《复》上六注）以达到君臣心志相通。若“迷而不复，安可牧民，此行师必败绩矣”。何氏这一套理论，从理论根源上说，明人事则宗王弼，王弼在此节下注云：“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潜而勿用何乎？必穷处下也；见而在田必以时之，通舍也。以爻为人，以位为时，人不妄动，则时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周可知矣。”（《周易》注）而以全体史实明人事，则启于干宝等人。干宝除了以京氏学注易外，则注重以史实释《易》。由此可见，何氏以史明人事，显然是受到玄学易的影响。但何妥与王弼不同的是，还以天道明《易》。

    ……

    就象数易学而言，何妥在南学盛行之际，崇王学，而又取象数，以象数补王学之不足，重新肯定了象数易的价值。这对郑学乃至整个象数学的保存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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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憬

    崔憬，史传不载，生平不详。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引其注，并对他的某些注有评论，故知崔氏生活在李氏之前。而其易注又引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知他当生活在孔氏之后，即大约生活在唐朝李鼎祚之前、孔颖达之后。清人马国翰等人曾就其生平作过说明：

    憬，不详何人，《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俱不载，书亦不传。惟李鼎祚《集解》引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节，憬说述及孔疏，知为唐人，在孔颖达后，又鼎祚云：“案崔氏探元，病诸先达，及乎自料，未免小疵。”知《探元》为其书名。兹据题焉，《集解》于憬论有所驳斥而采取独多。盖其人不墨守辅嗣之注，而于荀、虞、马、郑之学，有所窥见，故遗象者，援据为言，第不知唐志何以佚之也。（《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易类》）

    崔氏易学，重易象和易数，不墨守王学，为李氏《集解》多引，据今人潘雨庭先生统计，《周易集解》采崔氏易注二百余节，仅次于荀爽易注（荀氏三百余节）（《周易集解纂疏．点校体例》，中华书局，1994年3月）。也就是说，在《周易集解》中，论其集易注的数量，除虞翻和荀爽外，就是崔氏易注。这说明了在孔氏《周易正义》官学统治之下，崔氏易学有独到之处，或“称为新义“，为李氏所推崇。其实他所谓的新义，就是在注重玄理的同时，也兼采象数。

    ……

    崔氏以丰富的易学知识和一个易学家所特有的洞察力，对《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作了新的阐发。他不趋炎附势，不为名利所动，敢于以自己的易学“新义”与官学抗衡，表现了他非凡的胆识和高尚的易学情操。具体地说，理论上主张《易》以象为本，象尽意，辞尽言，纠正王弼“忘象”“忘言”说对《系辞》本意的歪曲。注经方法上，发扬汉人易学传统，凡能用象之处，尽取易象，阐释易辞。他除了取汉人理论之外，更多地运用《易传》取象方法注《易》，既弥补了玄学易之不足，又避免了汉人夸大易象的倾向。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8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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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果

    侯果，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其生平不详。据清人马国翰考证，侯果即侯行果。马氏云：“果名于史志无考，惟《唐书．儒学列传．褚无量传》云：‘始，无量与马怀素为待读，后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十侯行果亦践其选。’意侯行果即侯果，唐人多以字行，果名而行其字也。”（《玉函山房辑佚书》）关于侯行果，《新唐书》有记载，该书《儒学下．侯行果传》云：“行果者，上谷人，历国子司业，待皇太子读。卒，赠庆王傅。始行果、会真长乐、冯朝隐同进讲，朝隐能推索《老》、《庄》秘义，会真亦善《老子》，每启篇，先薰盥乃读。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无贤行果。’”又《儒学下．康子元传》云：“元初，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集直学士侯行果荐子元及平阳敬会真于说， ……子元擢累秘书少监、会真四门博士，俄皆兼集贤诗讲学士。玄宗将东之太山，说引子元、行果、徐坚、韦绥商裁封禅仪。”从以上记载看，侯行果既是一位深受朝廷器重的官员，又是一位与冯朝隐、会真齐名的当朝大学者，尤精于易学，否则朝廷不会启用他举荐善《易》者。

    侯果的著作已失。其易注主要散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清儒马国翰据李氏《周易集解》所引易注，辑《周易侯氏注》三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黄奭除了辑《周易集解》所引易注外，还参照宋代郑刚中《周易窥余》、李衡《周易义海撮要》、朱震《汉上易传》，元代吴澄《易纂言》，明代魏睿 《易义古象通》、熊过《周易象旨决录》等书所引易注，辑成《侯果易注》一册，收入《黄氏逸书考》中。 ……他在注《易》时，许多地方取郑学，兼参荀虞之学。 ……侯氏易学除了主象数易学外，还有义理之倾向。 ……单就象数易学而言，虽然侯氏的思想及其运用还没有超出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他的象数易学无法与汉儒相提并论，但是在唐代却举足轻重。因为唐代以孔颖达注疏的王弼易为官学，明经取士，皆尊为圭臬，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有异议。在这种情况下，侯氏敢于取象数注《易》，极为可贵，正因为如此，他成为唐代象数易学代表显赫于当时。关于这一点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可以得到证明。李氏在此书中集汉唐易四十家，其中集侯果易百余节，从数量言之，在四十家中居第四位，这说明了他的象数易学在易学史上、尤其是在唐代占有重要地位。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92－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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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祚

    新旧唐书无李鼎祚传，其生平不详，先儒多失考。明儒朱睦櫀云：“鼎祚，资州人，仕唐为秘阁学士，以经术称于时，及阅唐列传与蜀志，俱不见其人，岂遗之耶？抑别有所载耶？因附论著于此，以俟博雅者考焉。”（引自《经义考》卷十四）清四库馆臣也云：“鼎祚，《唐书》无传，始末未详。惟据《序》末结衔，知其官为秘书省著作郎。据袁桷《清容居士集》载，资州有鼎祚读书台，知为资州人耳。朱睦櫀《序》称为秘阁学士，不知何据也。其时代亦不可考。《旧唐书．经籍志》称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而不载是编。知为天宝以后人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然清刘毓崧撰《通义堂文集》有此书《跋》，作者在《跋》中，依据《周易集解》自序《元和志》、《寰宇记》、《舆地纪胜》、《通志》、《能改斋漫录》等书对李鼎祚生平仕履作了详尽考辨。今录之如下：

    新旧《唐书》皆无李鼎祚传，据《集解》标题，知其为资州人。而蜀中志乘，亦罕见其名氏。今以《自序》及《元和志》、《寰宇记》、《舆地纪胜》，参之《通志》、《能改斋漫录》等书，其事迹官阶，尚可考见大略。盖鼎祚兄弟读书于山上，后人名其地为读书台。明皇幸蜀，鼎祚进《平胡论》，后召守左拾遗。肃宗乾元元年，奏以山川阔远，请制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二年春，从其议兴建，凡经营相度皆躬与其劳，是时仍官左拾遗。尝充内供奉。曾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以推演六壬五行，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又名《连珠集》。上之于朝，其事亦在乾元间。代宗登极后，献《周易集解》，其进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以唐时官品阶秩考之，左拾遗系从八品上阶，秘书省著作郎系从五品上阶，殿中侍御史系七品上阶。由左拾遗而为著作郎，固属超迁，由著作郎而为殿中侍御史，亦非左降，盖官职之要，据间散随时转移。……意者鼎祚亦以著作郎而兼殿中侍御史欤？是故综核其生平出处，方未仕之日，即献策以讨安禄山后，此召拜拾遗，当必固其所言有验。观于请建昌州之奏，若早虑及寇贼凭陵，故其州曾为兵火所焚，而节度使崔甯又奏请复置以镇压夷獠。盖其形势控扼险固，兵法所谓所必争也。则鼎祚之优于经济而好进谟猷，即此可以概见其改官御史建白必大有可观。惜乎，奏议之不传耳。迨身殁以后，资州人士为立四贤堂，绘其像以祀之。尤足征其德望素隆，为乡邦推重。在唐代儒林之内不愧为第一流人物，非独《集解》之书有功于易学已也。国史既不为立传，方志亦不详述其人。凡此记载之疏，安可以曲为解免也载。

    从以上考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李鼎祚是资州盘石人，今属四川资中县。生活在唐朝中后期，即经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从他献策讨伐安禄山看，他大约出生在天宝元年前后，甚至还可以往前一些。其二，政治上，李氏积极为统治者献计献策。安史之乱，他进《平胡论》，为讨伐安禄山等人出谋划策。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防止叛乱，又上奏在泸、晋、渝、合、资、荣等六州界险要之地置昌州。其三，他勤于读书，精于经学，尤通象数易学，擅筮占。李氏兄弟曾读书天州东四明山，后人曾名其读书地为读书台。《蜀故》言他“以经学称于时”。（卷十二）在代宗登极后，将撰成的《周易集解》献于朝。同时，他曾推演六壬五行，撰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说明他对象数易学及术数理论颇有研究。据《蜀故》记载，他“预察胡人判亡之日期无爽毫发，象数精深，盖如此然”。（卷十二）由此他被召拜为拾遗。其四，他官至左拾遗、秘书省著作郎、殿中侍御史。这些官职皆随当时其政绩而授。如进《平胡论》，因其所言有验，而被召为左拾遗。建议设昌州，又充内供奉。撰《辖珠明镜式经》、《周易集解》献于朝，而为秘书省著作郎和殿中侍御史。由于这个缘故，《跋》中所猜测“鼎祚亦以著作郎而兼殿中侍御史”当合乎情理。其五，李鼎祚在当地德高望众，为当地民众所推崇，死后资州立四贤堂，“在郡治绘王褒、范崇凯、李鼎祚、董钧像”（《舆地纪胜．资州景物下．四贤堂》注）以祀之。故《跋》称他为“唐代儒林之内不愧为第一流人物，非独《集解》之书有功于易学已也。”

    李氏及其易学在当地声誉如此高，那么为什么唐史不立传，方志亦不详其人？这其中必有原因。笔者管见，唐史不列其人，既非遗之，也非别有所载，恐与他从事的研究及其影响有关。唐朝易学尊崇王学，孔颖达等人奉命撰《周易正义》立为国学，每年明经依次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由于功利所使，玄学易成为易学主流和正宗。为官者多习玄学易，掌管撰写史书者除了自身原因外自然更以政治理论需要为标准取舍人物。李氏致力于象数易学必然受到冷落而不为列传，这是其一。其二，李氏经术以《周易集解》而出名。而此书虽然也被载入史书中，但此书经集前人成果为主。其中每节集解之后，常附有“案语”，这些“案语”是对前人未尽之意作以补充，多宗荀虞，有见解者极少。从这个意义上说，《集解》是一部资料性的著作，与当时政治还有相当距离，无法与唐人其它注疏的易学著作相提并论，故逐渐被人遗忘，以致宋代贤良多不知。“庆历壬午相府策贤良六题，一出此书，素未尝见，贤良多下者。”（宋计用章《周易集解后序》）故后世修史不列李氏。其三，李氏官职不显要。官职是否显要也是古人修史取舍的重要标准。李氏一生为官，最高是秘书省著作郎，为五品，较为重要的是殿中侍御史属七品，故从其官职看在当时是不显要的，在史书中没有列其传是合乎情理的。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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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抟

    陈抟（871－989年），字图南，亳州真源（今安微亳县）人，或谓西蜀崇龛（今四川安岳）人。少年奋好学，“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宋史．隐士传上》）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过着隐居的生活。先在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二十余年，后“移居华山云观台，又止少华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同上）周世宗闻其名，召见命为谏议大夫，他辞而不受。北宋太平兴国时，太宗待之甚厚，曾三次派遣使者前往华山宣诏进京，前两次皆撰答诏诗以辞之。第三次“太宗召之，以羽服见开延英殿，甚礼重之，赐号‘希夷先生’”。陈传一生于《老》《易》皆有建树，他的老学“通过弟子张无梦传给陈景元，推动了宋代之后道教教理的研讨。”（詹石窗《道教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411页）在易学方面，好读《易》，读之爱不释手，常自号“扶摇子”，以传《易》而闻名，宋人易图（包括龙图、太极图、无极图等）多传自陈传。陈传生平事迹主要见《宋史．陈抟传》、《东都事略．陈抟传》，陈抟著述很多，据《宋史．陈抟传》载，有《指玄篇》八十一章，又作《三峰寓言》及《高阳集》、《钓潭集》及诗六百余篇。又据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陈抟著有《赤松子八诫录》一卷，《指玄篇》一卷，《九室指玄篇》一卷，《人伦风鉴》一卷。《宋史．艺文志》有《龙图易》一卷，《宋文鉴》有《龙图序》一文。今除了《龙图序》文，其他皆佚失。

    ……

    陈抟龙图出现仍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一，它复活了象数易学。象数易学发展到汉末达到了顶峰，一字一句必有其征的以象注《易》法已山穷山尽，经晋唐玄学易的冲击，很快趋向式微。陈抟从道家入手，参证易学，发明图说，彰显象数，一改象数学原有的繁琐、乏味的注经方式，使象数易学绝处逢生，再度向前发展，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二，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新的形式注经。陈抟的龙图说，是由《系辞》“河出图、洛出书”而发，故可以视为是对《系辞》图书的诠释。这种诠释有两个方面可以肯定：一方面把图书和数联系起来，以数衍图，以图表数，这是他的独创；另一方面紧紧围绕《周易》本义（即《易》为卜筮之书），来阐发其中蓍、卦、爻等问题，这对理清《周易》性质，批判玄学易有重要意义。其三，陈抟的图书之学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由他开启的图书之学，经过师承传授，逐渐受到宋人关注，成为宋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当它被置入朱子《周易本义》之后，其声望随着朱子地位的升高而升高，这种来自道家的文化很快被儒家吸收，遂即成为正宗的官学，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医学、兵法、丹术、算学、文学、堪舆、遁甲等学科皆援引之、吸收之。因此，陈抟对易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贡献不可磨灭。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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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才

    李之才（？－1045），字挺之，青州（今山东青州市）人，《宋史》作青社。青社即青州，其性朴率直信，不肆不窘，倜傥不群。天圣八年举进士，初为孟州司户参军共城令，后升殿中丞佥书泽州判官。他“能为古文章”，有大才却“安于卑位，无仕进意”，人推荐其升迁，而不能“决其归心”。学术上，事从河南穆修。穆修（979－1032），字伯长，汶阳（今山东汶上）人，官至颍州文学参军等职，师陈抟而传《易》。其性卞严寡合。之才虽常受到怒诃，但事之益谨，故于《易》得其真传。“时苏舜钦辈亦从修学《易》，其专授者，惟之才尔。”（《宋史．李之才传》）北宋大儒邵雍出自李之才门下。当时“邵雍筑室苏门山百丈源之上，布衣疏食，之才闻雍苦志好学，自造其庐”（见《东都事略．儒学传》），而授其“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泽人刘羲叟晚出其门，受历法，亦为名士”（同上）。其生平见《宋史》、《东都事略》。

    李之才的易学已失传，今能见的是保留在朱震《汉上易传》、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胡渭《易图明辨》等书中的卦变图，因这种卦变图是讲卦与卦之间关系的，而这种卦与卦之间的关系通过卦象变化而表现出来，故李氏卦变图被称为“象学”。李之才的卦变图包括两个图：一是卦变反对图，一是六十四卦相生图。

    ……

    他开了宋代卦变说研究的先河。由于他的倡导和传授，其卦变说很快为时人接受。朱震曾记述了李氏卦变传授的状况：“康节之子伯温传之于河阳陈四丈，陈传之于挺之。”（《汉上易传．卦图卷上》）受其影响，苏轼、朱熹、林至等大易学家皆言卦变。在义理之学兴盛的时代，象数易学的卦变成为时人关注的问题，这当然归功于李之才。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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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牧

      刘牧（1011－1064年），字先子，号长民。原杭州临安（杭州）人，后因祖父刘彦琛为吴越王将，“有功刺衢州，葬在西安”（王安石《刘君墓志铭》，见《王文公文集》卷九五），故又为西安（今浙江衢县）人。他“少则明敏，年十六求举进士不中”，（同上）故买书闭门读之，再考而为举首，调任衢州军事推官。后在范促淹、富弼等推举下，曾任兖州（今山东兖州）观察推官、大理寺丞、广南西路（今桂林）转运判官、湖北路（今湖北）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等职。刘牧一生治盗贼，平叛乱，政绩显著。宋介石评价他治理馆陶之时说：“若夫行乎仁义，使百里之内咨而嬉，癯而肥，疮而良，匮而昌，兹县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徂徕先生文集》卷十八）他为官极为清廉，“于财物无所顾计”，以至“家贫无以为丧，自棺椁诸物皆荆击士人为具”，但是他才学双全，为当时人所赞颂。《宋元学案称：“先生既优于学，优于才，又为范、富二公所知，一时士大夫急誉之。”（卷二）学术上曾拜范仲淹为师，致力于实学。在任兖州观察推官时，“又学《春秋》，于孙复与古介为友”，“从学于泰山之间”，属宋代泰山学派，被《宋元学案》列入“泰山学案”中。其易学师承范谔昌，传陈抟河洛之学。《宋元学案》云：“先生又受《易》学于范谔昌，谔昌本于许坚，坚本于种放，实与康节同所自出。”《东都事略．儒学传》云：“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宋史．朱震传》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从以上记载看，刘牧易学渊源师承分明，当来自道家。清朱彝尊《经义考》载其易学著作有：《卦德通论》一卷（《绍兴书目》作《统论》），新注《周易》十一卷（《绍兴书目》作十卷），《周易先儒遗论九事》一卷，《易数钩隐图》一卷（《读书志》、《绍兴书目》作三卷）。其门人“祕（吴祕）上其书于朝，黎献（黄黎献）序之”（《宋元学案》卷二）。其易注今不传，而《易数钩隐图》保存在《道藏．洞真部．灵图类》。其生平事迹主要见王安石撰写的《墓志铭》、《宋元学案》、《宋史翼》。

      ……刘牧易学的形成对象数易学乃至整个易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通过批判玄学易，纠正了易学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忽视象数、义多浮华的问题。……其二，通过对易数的阐发和改造，复活了象数易学。……刘牧易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刘牧易学属于泰山学派，与当时政治上反对新法，强化封建政权和理学强调道统相一致，故为当时学界所推崇。晁公武云：“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祕献其于朝，优诏奖之。”（《郡斋读书志》卷一）不仅如此，随着理学的发展和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地位的确立，刘牧的象数易学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祕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  说，而叶昌龄则作《图议》以驳之，宋咸则作《王刘易辨》以攻之，李觏复有《删定易图论》，至蔡元定则认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宋朱蔡，牧之图几于不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一直到清，关于刘牧之学的研究仍然很盛行，当然主流是持否定态度的，可见刘牧的图书之学影响之大。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158－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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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原名淳实，因避宋英宗旧讳改。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谥元，称元公。曾筑书堂于庐山莲花峰下，堂前有溪，洁清绀寒，遂寓名濂溪书堂，晚年退居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其学被称为“濂学”。其官位不高，曾历任县主簿、县令、州判官、州通判、知州军等官职，多从事刑狱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他在处理刑狱时，尽心尽职，公平合理，果断不疑。他为分宁县主簿，能“一讯立辨”难决之疑狱。提点广南东路刑狱，务在矜恕，得罪者自以不冤。潘兴嗣作《墓志》，称其“为治研精密严恕，务尽道理”。（《周子全书》卷二十）蒲宗孟作《墓碣》则云：“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同上）可见，周敦颐以断刑狱而著称于当时，学术上，师承道家，传授易图。朱震等人详细地记载了他传授易图的情况。朱震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汉上易传表》见《汉上易传》）胡宏也称，周敦颐“推其道学所自，或曰传《太极图》于穆修也，传《先天图》于种放，种放传于陈抟。”（《通书序略》，《周子全书》卷十一）朱震和胡宏的论述虽有一定的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敦颐其学源于道家。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道家学者，而是一个新式的儒家代表人物，即杂揉儒道，将道家思想融入儒家之中，尤其是以《周易》为框架，兼取道家炼丹理论和儒家的《孟子》、《中庸》的思想，融旧铸新，建立了以诚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对于这一点，南宋张栻曾作过说明：“濂溪始学陈希夷，后来自有所见，其学问如此。”（《南轩语录．答程子问》，《周子全书》卷十八）这里所谓“自有所见”，就是指他对儒家改造发展而言的。正因为他学有根源，又有心得，在当时有许多人追随其学，或与之论学。他在任合州判官时，“士心以从学者甚众”。宋代大儒程氏兄弟曾受其学。王安石遇之而“语连日夜”，“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年谱》，《周子全书》卷二十）

    但是，与政绩人品比较，其学问在当时影响相对逊色一些。宋人黄庭坚曾对其人品给予很高评价：“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与风霁月。”（《濂溪词并序》，《周子全书》卷十九）朱熹也明言：“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惟程太中独知之。”（《周子遗事》，《周子全书》卷十八）

    周敦颐易学著作，后人多有争议。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指出：先生“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周子全书》卷二十）朱熹对潘氏记载做了解释：“故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所著述之书，特以作《太极图》为首称，而后乃以《易说》、《易通》系之，其知此矣。”朱熹自注云：“先生《易说》，久矣不传于世，向见两本，皆非是：其一《卦说》，乃陈忠肃公所著；其一《系辞说》，又皆佛老陈腐之谈，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犹狙公之罔众狙也。观此，则其决非先生所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书》，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太极图说．通书书后》，《周子全书》卷十一）按照朱熹的理解，周子有《太极图说》、《易说》、《易通》三书，今人多信从。但另有学者则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朱熹解说“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理由是《太极图．易说》南宋初刊时，附在《易通》后面，“按潘兴嗣所撰的墓志则叙在《易通》与《诗》十卷之前”，这表明了《太极图．易说》是一篇独立著作，即《太极图说》“非《太极图》并说之外，别有所谓《易说》。”（详见侯外庐等人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p50、52，人民出版社）此说可信，兹从之。

    又考周敦颐与傅耆的通信，知周子有《姤说》、《同人说》。周子在判合州时，傅耆复书中写道：“蒙示《姤说》，意远而不迂，词简而有法，杂之元结集中，不知孰为元，孰为周也。”（《年谱》，《周子全书》卷二十）后摄邵州事，傅耆又复书云：“蒙寄贶《同人说》，徐熟读，较以旧本，改易数字，皆人意所不到处。”（同上）据此，有的学者认为周敦颐的著作有《姤说》、《同人说》。周氏的《姤说》、《同人说》早已佚失，宋人度正虽曾设法“访求之”，“仅得其目录”，（《年谱》，《周子全书》卷二十）未见其原作，而今其目录亦不可见，故确定两篇是否为独立著作无从考证。但从其篇目看，姤、同人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两卦，而《姤卦说》《同人说》当是对两卦的解说，周子对《周易》作过系统研究，将两卦解说视为两部独立著作，似不太合乎情理，故笔者管见，他示两卦解说于人，说明他对此两卦有独到之处，即是他易书中最得意的部分。对于这一点宋人度正很有见地。他在跋周敦颐《贺傅伯成手碣》时云：“按傅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尝以《姤说》示之，其后在零陵，又寄所改《同人说》，二说当即所谓《易通》者。”（《周子全书》卷十七）又在《书晦庵太极图解》指出：“闻之先生，今之《通书》，本名《易通》，则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说，今考其书，独有乾、损、益、家人、睽、复、无妄、蒙、艮等说，而亦无所谓《姤说》《同人说》者,则其书之散遗亦多矣。”（《周子全书》卷五）

    ……

    周敦颐改造儒家，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主要表现在他的“太极图”的绘制。“太极图”是其思想的精髓，集中体现了他的易学观及儒家的价值理想趋向，而其它著作皆是训释和阐发“太极图”之义的。

    ……

    易学史上，有郑玄、王弼为代表的两大派，“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周敦颐试图克服这两种倾向，由象而释人事，而且将人事作为其理论的指归，这为宋代义理之学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二程兄弟、张载、朱熹等大易学家，以义理治《易》，重视易理的社会性、实践性，以此而建立起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从而改变了易学研究的大方向，追根求源，当归功于周敦颐。同时，也正因为程朱等大儒竭力地阐扬，周子之学才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封建社会官方哲学，而周子本人也先后被封为“汝南伯”、“道国公”等，使其人其思想流传后世。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184－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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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

    邵雍（公元1011－1077年），字尧夫，谥康节。祖籍河北范阳，后移衡漳（今河北南部），少时随父邵古迁共城（今河南辉县），晚定居洛阳。其父死于伊川，又称为伊川  人。

    少时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史称：“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宋史．道学传》）共城令李之才闻其好学，授其物理、性命之学。

    其人品极高，“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褓，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同上）具有儒者大家之风范，在当时影响很大，“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同上）。他成为时人的楷模，受人尊敬。

    一生不求功名，过着隐逸的生活。喜嘉佑之时，朝廷诏求天下遗逸名士，留守王拱辰和尹洛以邵雍应诏，授将作监主薄。吕海、吴克荐他补颍州团练推官，他皆以种种理由推托。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达官贵人十分敬仰他，常与之饮酒作诗，并买园宅送他居住。他依此过着耕种自给的生活，名其居曰“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

    他勤于著书，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等书。其思想渊源于陈抟道家思想，已成为定论，众家皆有论述。朱震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汉上易传．表》）而朱熹则认为邵雍传自陈抟，陈抟也有所承传。他说：“邵子发明先天图，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周易参同契考异．附录》）从朱震、朱熹记功看，邵雍的思想源于道家系统，而直接传授者是李之才。关于这一点，张岷等人皆有说明。张岷在邵雍的行状略中指出：“先生少事北海之才挺之，挺之闻道于汶阳穆修伯长，伯长以上虽有其传，未之详也。”（《邵子全书．附录》）

    值得说明的是，邵子之学虽有渊源，但更多的是自己的体悟。《宋史．邵雍传》对此论述得极为清楚：邵雍“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司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邵雍对于易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的贡献不是承传道家思想或重复前人的思想，而是以数为框架建立起庞大的思想体系，即所谓“自得者”。

     ……

    邵氏易学的价值不在于对传统象数易学的继承，而在于继承传统象易学基础上对易学所进行的精心的改造和创新。恰恰是这些不符合《易》之本文或与传统易学相违背的观点和思想表现出勃勃的生命力，推动易学不断地发展和臻于完善。如清儒全祖望所言：“康节之学，别为一家。或谓《皇极经世》只是京、焦末流，然康节之可以列圣门者，正不在此，亦犹温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潜虚》也。”（《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也正因为如此，邵氏之学虽然遭到了种种攻击，而传者不绝于世。“南渡之后，如林栗、袁枢之徒，攻邵者尤众，虽象山陆氏亦以为先天图非圣人作《易》本指，独朱子与蔡氏阐发表章，而邵学始显明于世，五百年来，虽复有为异论者而不能夺也。”（李光地《周易折中》卷十九）同时，邵子之后出现了许多研究著作，其子邵伯温撰《皇极系述》、《观物内篇解》，张元定撰《经世指要》，朱元升撰《邵易略例》，无俞琰撰《易外别传》，明黄畿撰《皇极经世传》，余本撰《皇极经世释义》，清王植撰《皇极经世直解》等，对邵子之学加以诠释和阐发，使邵子之学成为专门之学，治此学者成为学蚧一个重要学派。清儒黄宗撰《宋元学案》专立“百源学案”，以述其思想渊流。另外，邵子的思想对义理之学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二程是宋代理学代表人物，而其思想形成从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邵子思想。对于这一点，朱熹早有察觉。他说：“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盖信其道而不惑，不杂异端，班如温公、横渠之间。”（《宋元学案．百源学案》）这是说，二程之所以能以易学而与司马光、张载齐名于当时，并对后世发生影响，与他推崇邵氏，“信其道”有关，足见邵氏易学影响之深之远。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01－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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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

    朱震（1072－1138），字子发，湖北荆门军（今湖北荆门县）人。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靖康年间金兵入汴时，已55岁。历史记载他的活动主要在南宋。朱震曾于徽宗政和进登进士第，担任过州县官，这就是《宋元学案》所谓“登政和进士第，累仕州县”。北宋亡前一年，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被朝廷召为太学《春秋》博士。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在中书舍人侍讲胡安国和参知政事赵鼎的举荐下，被召为祠员外郎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第二年恢复经筵，朱震连续擢升八次，名义是秘书少监、秘书少监兼侍讲、承议郎、起居郎、资善堂赞读、中书众舍人兼资善堂翊善、朝散郎、左朝请郎等。此年五月，龙图阁直学士杨时病殁，朱震上表曰：“时学有本原，行无玷缺，进必以进，晚始见知。其撰述皆有益学者。”（《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五年》）由于他的上疏，高宗下诏取阅杨时的《三统义辨》，并赐其家银帛二百两匹。后杨时谥为“文靖”。绍兴六年（1136年），朱震除给事中，又转为左朝奉大夫。此年秋天，他把自己所著的《周易集传》九卷，《周易图》三卷及《周易丛说》一卷，共十三卷进献高宗皇帝，并撰写了《进周易表》。这些书后人合之称为《汉上易传》。同年底，朝内发生了左司谏陈公辅上疏反对理学宗师程颐的事件。朱震对此事沉默不语，引起理学中某些人不满。如史书所言：“时朱震在经筵，不能诤，论者非之。”（《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六年》）绍兴七年（1137年），朱震看到理学局面不稳定，向宰阳张浚辞职，没有得到允许。胡安国对此事曾评论道：“子发求去，未免晚矣。当公辅之说才上，若据理力争，则进退之义明。今不发一言，默言而去，平生读《易》何为也。”同年，朱震曾就举行明堂祭祀大典之事提出异议，未被采纳，他再次提出辞官，高宗一再挽留不许。第二年六月，朱震在临安去世。其生平见《宋史．朱震传》。

    学术上，朱震受宋代理学家影响比较大。当时经过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极力倡导和阐扬，理学逐渐兴盛，至南宋初在朱震周围已形成了以尊崇二程学统的理学气氛。谢良佐是二程的学生，是有名的理学家，朱震曾偕弟朱巽拜见，饭余茶罢，为震讲《论语》，这说明朱震接受了二程及门人的思想。胡安国是宋代大理学家，以治《春秋》见长，推崇二程，其周围皆二程高足。“安国所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宋史．胡安国传》）而朱震与胡安国关系友善，胡氏曾以朱震“学术深博，廉正守道”举荐为祠部员外郎，故朱震受其影响，为学常以二程为正统。这一点从他的《周易表》中可以得到印证。他说：“臣顷者游宦西洛，获观《遗书》，问疑请益，遍访师门，而后粗窥一二。造次不舍，十有八年，起政和丙申（公元1116年），终始兴甲寅（公元1134年），成《周易集传》九论。上采汉、魏、吴、晋、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补直罅漏，庶几道离而复合。”这里所说的《易传》是指程颐的《伊川易传》。据今人统计，《汉上易传》于六十四卦注解中，朱震明引程颐《易传》之处，有一百条之多（见侯名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264页）。这充分说明了他的易学与二程易学的关系。同时，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另一个问题，即其易学除尊崇二程易外，还兼收并蓄、融合他以前包括宋在内的各家易学。这就是说，汉唐以来的诸派易学是他易学的重要渊源。当然，他所谓汉唐易学，主要是指象数易学，不是王弼易学。他认为王弼易尽黜象数，破坏了易学的传统，而他的易学宗旨是“复合”“庶几道离”的易学。这一点极为重要。从其《汉上易传》内容看，无论是基本框架，还是资取的资料，更偏重于象数易。因此，与其说朱震易学源于程氏易，不如说渊于汉唐以来的象数易更为恰切。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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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生于建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父朱松，官至吏部郎，师从罗从  （二程弟子杨时学生），为程门三传弟子。因政治上与秦桧不和，出任尤溪县尉，后辞官隐退。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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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定

    蔡元定(公元1135-1198)字季通,建州建阳(今福建建阳)人。早年从父蔡发授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后闻朱熹之名，而师从之。因其博学，与朱熹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朱熹并未视其为门生，“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之列”（《宋史.蔡元定传》），尤袤、杨万里曾推荐为官，他以有病而推辞，故登西山筑室，发奋读书，学者称为“西山先生”。当时韩乇胄专权，设伪学之禁。朱熹与蔡 元定皆为所谓伪学主要代表人物，故首先受到攻击的是朱熹，蔡元定牵连被发配道州。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古书奇辞奥义，人所不能晓者，一过目辄解。”（同上）曾协助朱熹著书立说。“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皆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同上）其平生问学，多寓于朱熹书集之中。撰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辨》、《皇极经世指要》、《太玄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说》等，其中《经世指要》、《大衍详说》、《易学启蒙》是易学著作。蔡元定的河洛思想主要见于《易学启蒙》，如前所言，《易学启蒙》是朱熹和蔡元定合作撰定的，由蔡氏起稿。其书代表了朱子和蔡氏两人的观点，此不再复述。书中也引了蔡元定的话，这些话基本的观点是以十为河图，以九为洛书，但两者又相互表理，其为一理，伏羲据河图而作《易》，出自天意。这与律吕数和干支数相类似，二者虽有别而相通。……蔡氏象数易另一个内容是对邵氏易的研究。邵氏先天之学之奥秘经过邵伯温、王是、张行成、祝泌等人解说而显于世。朱子对其先天易学加以阐述，解决了伏羲画卦及先天图排列的问题。而朱子这些成就与蔡元定是分不开的，表现在蔡元定参入了《易学启蒙》的撰定；其中对邵氏易的看法是由蔡元定改定的。如朱熹说：“《启蒙》中欲改数处，今签出奉呈，幸更审之，可改即改为佳，免令旧本流布太广也。”（《文集续集.答蔡季通》）当然其中有许多观点与朱子不同，未写入《启蒙》中，如蔡氏主张伏羲先天图与六日七分说相合，因朱子极力反对而未被采纳。蔡氏研究邵氏易另一个成果是他的《皇极经世指要》。该书以《易》解说邵氏之学，皆得其要，从某些方面远超过了邵伯温的注释，故而成为学者学邵氏易必读之书。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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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升

    朱元升，南宋桂阳军平阳(今湖南桂阳)人，字日华，号水詹。登右科，官至建宁松溪政和县巡检。《宋元学案.张祝诸学案》中列“邵学之余”，有其学案，并视为邵氏之学传人。其著作有：《三易备遗》十卷，初稿成于咸淳六年（1270），后由其子朱仁立定稿。咸淳八年（1272）由两浙提刑家铉翁表进之于朝。另有《邵易略例》，今不传。朱氏的易学思想主要见《三易备遗》。此书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周礼》记载三易之说而加以立发，提出三易是由不同人而作，为不同时代所用。“《连山》作于伏羲，用于夏；《归藏》作于黄帝，用于商；《周易》作于文王，用于周”（《自序》）。《连山易》是三易之首，《说卦》云：“艮，东北之卦也，成物之成终而成始也。”又云：“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因推崇艮山，卦以艮为首，故称“连山”。《连山易》作于伏羲，即伏羲易，也被子称为先天学。《归藏易》则推崇坤卦，坤有藏之义，《说卦》云：“坤以藏之。”故卦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故称为“归藏”。《归藏易》为黄帝所作，又称“黄帝易”，此易是中天学也。《周易》作于文王，以乾为首，称为后天之学。虽然易有三，并为不同时代所用，但从内容言之，“实相贯通”，“《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同上）从其本原而言，先天易是本，中天易、后天易皆源于先天易。先天易由八卦按照加一倍法演为六十四卦。中天易以天干十地支十二本配以成六四，配之六十四卦，其理相合，他指出：“夫《归藏》虽自黄帝而作，实循伏羲之卦序。案《汉书.律历志》曰：‘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而大备。’是知伏羲易与黄帝易一以贯之而已。“（卷五）文王易是在改造了伏羲易的基础上而成的。他说：“周文王通其变而演其义，取六十四卦而约为三十六卦是为《周易》。”（同上）在此他强调《周易》与伏羲易相连贯，显然与朱熹观点截然不同，表明了他对朱熹关于伏羲易、文王易各成体系强烈的不满。他说：“后世之学者不察夫子之辞，是以昧伏羲文王制作，谓伏羲易自伏羲易，文王易自文王易，甚失。”（卷八）即是其证。

    他用神秘的天命论解释三易传授，认为周公辅佐成王设官分职，命筮人并掌三易，“孔子为天下木铎黜八索，阐十翼，韦编三绝而《周易》系矣，之杞而得夏时焉，之宋而得坤乾焉”，“而《连山》、《归藏》易传矣。”宋代陈抟邵雍之德，传授先天之学，“包罗万象，该括三易，本领正大，规模宏远”，皆是“天未丧斯文”，是“天又将以斯易托斯人也”。他炮制天命授易系统，标榜自己的易学研究也出自天意，以此上起人们对其研究的关注。他说：“呜呼，易固附也，天固兴之；易固晦也，天固彰之。天之心欲以斯易福斯世也，昭昭矣。元升结发读书，冥心易学，慨皇王之道泯泯没没其不绝者。”（自序）这里显然是将自己置入这个神秘的传授系统中，其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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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琰

    俞琰(1253-1316)，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字玉吾。生活在宋元之际，宋亡，不复有仁进意，隐林屋山著书立说，故自号林屋山人，因所居旁有一石涧，学者称石涧先生。始学儒家，是儒家学者。“石涧先生，吴中老儒也”（李克宽《周易集说序》）。元朝统治者“授温州学录不赴，后得异人金液还丹之妙”（《吴中人物志》），而成为一个道貌岸然教学者。他也常以道号自称。如纳兰成德所言，俞琰“宋亡隐居不仁，自号石涧道人。又称林屋洞天真逸”（《周易集说序》）。一生熟读经、史、子、集，以词赋闻名，雅好鼓琴，尤精于易学。他自幼承其家学，刻苦研《易》三十余年，自言：“琰幼承佼师面命，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周易集说自序》）又言：“予生平有读《易》癖，三老一辈看间，虽隆冬大暑不辍，每读一字一句而有疑焉，则终日终夜沉思，必欲释其疑，乃已自得其说则欣然，如获拱璧。亲戚朋友咸笑之，以为学虽勤而不见用于时何，乃不知时变而自苦苦若是耶。予则以理义自悦犹刍豢之悦口，盖自得其乐，罔知所谓苦也。”（《周易集说后序》引《经义考》卷四十）其易学著作有：《周易集说》四十卷，《读易举要》四卷，《易图纂要》二卷，《易古占法》一卷，《易外别传》一卷，《大易会要》一百三十卷，还有《易经考证》、《易传考证》、《读易须知》、《六十四卦图》、《卦爻象占分类》、《易图合璧连珠》等书。所著书大部分佚失。据朱彝尊考证，尚存者有《周易集说》、《读易举要》、《易图纂要》、《易图纂要》、《易古占法》、《易外别传》，其中《读易举要》、《易古占法》朱氏未见。而《周易集说》、《读易举要》、《易外别传》影响比较大，是其代表作。

    《周易集说》是集解性易著。是在《大易会要》基础上完成的，他说：“历考诸家易说，摭其英华萃为一书，名曰《大易会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诸说之善而为之说，凡四十卷，因名之曰《周易集说》云。”（《自序》引《经义考》卷四十）此书以朱子为本，参以程氏，又集诸葛亮说之善者。他指出：“予自德佑后集诸儒之说为卷一百二十，名曰《大易会要》，以程朱二公为主，诸说之善者为辅，又益之以平昔所闻于师友者为《周易集说》四十卷。”（同上）其书历时二十余年，凡更四稿。“或有勉余者云：日月逝矣。《系辞传》及《说卦传》、《序卦》、《杂卦》犹未脱稿，其得为完书乎。予亦自以为欠，至大辛亥，自番禺归吴，憩海滨僧舍，地僻人静，一夏风凉，闲生无年用心，因取旧稿《系辞传》读之，不三月并《说卦》、《序卦》、《杂卦》改窜皆毕，遂了此欠。”（《后序》，引同上）自至元甲申到至大辛亥（公元1284-1311年），正好是二十七年。

    《读易举要》一书，《文渊阁书目》、焦闳《经籍志》、朱睦楔《授经图》均有著录，但其传本很少。难怪朱彝尊云“未见”。《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集成四卷。此书不是依经立注，而是论述其易学体例或观点。其《易外别传》是用先天之学，解说道家经典，用道家思想印证先天之学。他在《后序》中说：“《易个别传》一卷，为之图，为之说，披阐先天图环中之极玄，证以《参同契》、《阴符经》诸书，参以伊川横渠诸儒之至论，所以发朱子之所未发，以推广邵子言外之意。”（同上）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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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桂

    胡一桂（1247-？），字庭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生而颖悟，好读书，尤精于易学。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十八岁时乡荐礼部不第，退而讲学于乡里，远近师之，号“双湖先生”。其学源于其胡方平，治朱熹易学。《元史.儒学传》称：“初，饶州德兴，沈贵宝受《易》于董梦程，梦程受朱熹之《易》于黄干，而一桂之父方平及从贵宝、梦程学，尝著《易学启蒙通释》。一桂之学，出于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此言胡方平从沈贵宝、董梦程学《易》，而沈贵宝是董梦程的学生，董梦程是黄干的门人，黄干是朱熹的门人。胡一桂从学于胡方平，故胡一桂便是朱熹易学的传人。宋元之际，朱子易学被学者篡改，多失其义。有感于此，胡一桂承其家学，依朱子原书，撰成《易本义附录纂疏》、《易学启蒙翼传》二书，以还朱子易学之原貌。他在《易学启蒙序》中说：“朱子于《易》有《本义》有《启蒙》，其书则古经，其训解则主卜筮，所以发明四圣人作经之初旨，至于专论卦画蓍策则本图书以首之，考变占以终之，所以开启蒙昧而为读《本义》之阶梯，大抵皆《易经》之传也。先君子惧愚不敏，既为《启蒙》通释以诲之，愚不量浅陋，复为《本义》附录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余，又成《翼传》四篇者，诚以去朱子才百余年，而承学浸失其真。如《图》《书》已厘正矣，复仍刘牧之旧者有之。《本义》已复古矣，复循王弼之乱者有之。卜筮之教炳如丹矣，复祖尚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讵容于得已也哉！”此阐明了其易学是以恢复朱子易学本真、匡正他人篡改为宗旨，而其易学象数思想多在整理我解说朱子易学时阐发出，也就是说，朱熹易学中的象数思想，胡一桂皆能传之。除此之外，他还能对两汉易学加以概括。因此，胡一桂与吴澄一样，是元代很少有的对象数有研究者。其著作除了上述二部易学专著外，还有《朱子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等。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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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

    吴澄(公元1249-1333年)，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字幼清，因“所居草屋数间，钜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为草庐先生”(《宋元学案.划庐学案》），谥文正。他出生在南宋末，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元朝度过的。吴澄出身于世儒之家，受家庭薰陶，自幼读儒家著作。七岁诵《论语》、《孟子》，十岁读《中庸》、《大学》，十五岁读朱熹《大学章句》，十六岁拜临安书院山长程若庸为师，十九岁正式就读于临安书院。二十岁应乡试中选。元朝建立后，在临安书院学友程钜夫及左丞相董士选的极力推荐下，先后任翰林文字兼国史编修、江西提学副提举、国子监丞、司业，后迁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经筵讲官等职。虽任过许多官职，但“旋进旋退”，时间很短，其大半岁月都是居于穷乡陋壤，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撰有《五经纂言》、《孝经章句》、《草庐精语》、《道德经注》等书，后人辑于《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其易学著作有《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易叙录》。

    吴澄学术渊源于朱熹和陆九渊。如前所言，他曾学于程若庸，而程若庸学饶鲁，饶鲁学于黄干，黄干是朱熹的弟子，故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因吴澄家居江西抚州心学发源地，曾师从程绍开，而程是陆九渊的弟子，因此吴澄接受了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从其倾向看，更近朱子之学。如全祖望所言：“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就象数易学言之，吴澄早年曾研究过邵雍《皇极经世》，并作《皇极经世续书》，订定《邵先生集》，作《邵子叙录》，自称“能因其言得其意”。故吴澄象数思想除继承了朱熹思想外，还汲收了邵雍的思想。今人徐志锐曾指出：“吴澄的易学思想实得于朱熹和邵雍，在象数学方面多承于上述两家。”（《宋明易学概论》第三章《吴澄象数义理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1月）徐氏所言极是。

    吴澄的象数思想主要见于《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前者是《周易》笺注之作，后者是对前者易例的归纳和总结。如四库馆臣所言：“澄所著《易纂言》义例散见各卦中不相统贯，卷首所陈卦画亦粗具梗概未及详言，因复作此书，以畅明之。”（《四库全书提要》卷四）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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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理

    张理，字仲纯，元清江（今江西清江）人。据《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记载，举茂才异军，历任泰宁教谕，勉斋书院山长，元仁宗延佑间（公元1314-1320年）为福建儒学副提举。早年从杜本学《易》于武夷山，“尽得其学，以其所得于《易》者，演为十有五图，以发明天道自然之象”。其著作有《易象图说》三卷，《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后至元二十四年，贡师泰序其书传世”。但对张理著作的记载，各书多不统一，朱睦楔《授经图》载，其著作有《周易图》三卷，《易象数钩深图》六卷，《易象图说》六卷。焦闳《经籍志书目》与《授经图》同，不同的是《易象数钩深图》作三卷。《道藏.洞真部.灵图类》有张理著《易象图说》三卷，并收有《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四库全书》收有张理《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易象图说》内外篇各三卷。关于《周易图》今存《道藏》，但不著录作者姓名，考其内容多集宋人易图，并多引朱震、郑东卿之言，当知作者为南宋之后人，又对比张理《易象钩深图》一书，其内容大致相同，恐此书是张理《易象钩深图》别本。

        ……

    张理一生博览群书，尤精于易学，通过研究两宋象数易学，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易学体系。他沿着宋人所开辟的以图说《易》的思路，推衍河图洛书、太极生八卦及六十四卦，以图式符号为形式，重点突出其中的阴阳、五生、八卦，六十四卦卦象及其相关的卦气说，故其易学属于象学。其图及说虽处处引宋儒邵雍、朱熹等人之言为据，但又与之不同，自成一家之言。对于此，黄镇成在《易象图说原序》中作过说明：“清江张君仲纯，资敏而学笃，于诸经无不通，而尤其邃于《易》，尝以其玩索之力，著为《易象图说》一篇，其极仪象卦图，以奇上偶下各生阴阳刚柔内外交变，而卦画之原、四时之义、性命之说、图书之数、蓍策变占，靡不周备。六十四卦圆图以乾兑离震坤艮坎巽，循环诈布而天地之动静，一岁周天之气节，一月太阴之行度皆可见。方图以朝气兑离震巽坎艮坤，纵自上而下，横自左而右，而《参同契》邵子《大易吟》十二月之卦气、二十八舍之象皆可推。变通这图由乾坤反覆相推，阴以次而左升，阴以次而右降，而六阴六阳辟卦之序，粲然可考。致用图以后天八宫各变七卦而四正四隅、反对之象，秩然有纪。皆巧妙整齐不烦智力，无毫发可以增损，无纤隙有所拟议，所谓出于自然而无所穿凿者，当续邵子朱子之图而自为一家，亦可以见易象无所不通，惟学者能随所见崦实有所得焉，然后可以传世而不惑也。”黄氏对张理的象学给予高学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张理的象学体系“巧妙整齐”、“无毫发可以增损，无纤隙有所拟议”、“无所穿凿”，皆为过誉之辞，但他的确看到了张理象学内容的独特、博大和在图式的推衍及用这些图式解说象学的内容时所表现出的较高的逻辑性，尤其是他称张理“续邵子朱子之图而自为一家，比较中肯。从象数易学发展看，张理通过整合前人研究成果而建立起象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了两宋的图书之学。图书之学自陈抟发端，几经传播，漫延整个两宋，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从其内容看，图书之学五花八门，除了河图洛书外，还有先天图、后天图，受其影响，《周易》象学都可用图表示，如纳甲图、爻辰图、卦变图、卦气图、升降图及与蓍法有关的图，而就某一象图而言，又分为多种种画法，如河图洛书有多种画法，先天图也有多种画法，卦变图也有多种画法。张理作《大易象数钩深图》汇辑了宋以来许多易图，如周敦颐太极图、刘牧河图洛书，郑东卿太极贯一图和六十四卦卦象图，邵雍的先天图后天图，朱震纳甲图，李之才的六卦生六十四卦图等，为研究宋代图书之学提供了条件。

    二、融象、数为一体。宋代象数易学，各有偏重，周敦颐作《太极图》属象学，刘牧河洛之学、邵雍先天之学属于数学，朱熹、蔡元定揉河洛和先天学，也是数学。张理“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为纲领，将河洛和先后二天说皆纳入其中”（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第三卷第63页，华夏出版社），把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改造成为象学，促进了宋代象学和数学的融合，发展了象数易学。

    三、将象学赋予丰富的义理。在张理之前大多数易学家注重象理区别，不注重二者联系，言象不及理，而张理建立其图式化的象学时，极为重视其理的阐发，如他的四象八卦图，是以宇宙衍化为基础而画出的，是一张宇宙衍化图，其四象八卦并不直接含二或三画的卦，而是象征了自然界四大类或八大类事物。除此之外，他还把四象八卦图赋予了社会人生之理。他从四象八卦图中推衍出“四象八卦六位之图”、“四象八卦六节之图”、“四象八卦六体之图”、“四象八卦六脉之图”、“四象八卦六经之图”、“四象八卦六律之图”、“四象八卦六典之图”、“四象八卦六师之图”，以说明四象八卦图肉食自然人体社会典章之大疲乏，故此图成为解说自然社会人生的基本图式。如他指出：“推而图之章之为六位而三极备，叙之为六节而四时行，合之为六体而身形具，经之为六脉而神气完，表之为六经而治教立，协之为六律而音声均，官之为六典而政令修，统之为六师而邦国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节以叙德，因体以原性，因脉以凝命，因经以考礼，因称以正乐，因典以平政，因师以慎刑。”（《易象图说自序》）因此，他图式化的易象是包含了丰富义理的易象，这就为象数学阐发为义理之学提供了可能，加速了象数易学与义理之学的融合。

（摘自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7月第1版第502-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