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与中医现代化
作者:张宗明

经验的自然科学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在近代相继被实验科学淘汰了,唯有中医学,不仅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以其鲜明的特色在现代医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堪称科学史上的奇迹。在日新月异现代医学和现代科技的冲击下,中医学又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出现了生存危机。中医何去何从?是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特色独立发展,还是融进现代科学大潮中走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医界和文化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目前还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西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范式,如芭蕾舞与京剧的关系一样,二者不可通约,不能用一个作为衡量和检验另一个的标准,主张走独立发展之路。但这一道路的选择决定了中医的现代研究只能是在文献的整理、老中医经验的继承、临床经验的摸索中兜圈子,很难有理论的创新和临床的突破。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是一切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医既然是科学技术,当然也不能例外。于是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理论、方法来衡量、检验和发展中医,期望通过这种努力,能够使中医理论和临床有一个质的飞跃,达到现代化的水平,甚至导致一场新的科学革命。但事与愿违,几十年中医现代化的历程所取得的成果却并不令人乐观。其实,出现这一困境的关键主要不在政策、资金,也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对中医学的文化本质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没有认识到中医学是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定位于科学技术,或定位于人文文化,是中医现代发展遭遇困境的关键之所在。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是中医摆脱目前的困境,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必由之径。

中医学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用于预防、诊治疾病、增进健康的一门传统科学技术,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中医学产生于古代,孕育于传统文化土壤,一直没有从自然哲学母体中分化和独立出来,从而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传统文化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素以重人文,轻自然为其特点,文化内容便表现出人文发达而科学薄弱的性质。历代医家多为诗书经史的人文文化素质类型,面对人体生理和疾病规律等科学文化指向的对象,他们无力用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来建构科学的理论,而只能选择人文文化的形式和人文方法来反映科学文化的内容。

1.
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主体因素,是从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描述和定义对象的。在科学主义眼里,观察对象是不依赖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在观察过程中必须排除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和影响。中医学的认识对象却有“融我”的人文倾向,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医者的主观烙印。“象”是中医观察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如面象、舌象、脉象等。与西医学与主体无关的脏器不同,中医的象是从医生体验的角度来界定的。如正常面象“赤欲如白裹,不欲如赭”,阳毒面象“面赤斑斑如锦纹”;脉象的辨别更是需要医者反复体会和感悟,如“往来流利,如盘走珠”,“如轻刀刮竹”,“如按琴旋”,“如以毛羽中人肤”,就连正常脉搏也以医者的呼吸作比较,“一息四至五次”为正常。在观察过程中,过多地渗透了主体生理和心理因素,给医者在认识和治疗疾病过程中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2.尽管早在《内经》中,中医学已经认识到了“八尺之士,可以剖而视之”,但中医最终未能采用解剖、实验和分析等以“透视”为主的科学方法,而是形成了以“体验”和“感悟”为主的人文方法。“医者,意也”典型的反映中医思维这一特质。古今医家均强调“心悟”、“心法”等直觉体验功夫。如说“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得心应手,自不能以巧思语人”,“医理无穷,脉学难晓,会心人一旦豁然,全凭禅悟”,“虽欲师之而不可得”等等。

3.与西医将人体分解成组织、细胞、分子、基因,把人体活动当成物理、化学和机械运动不同,中医始终将人体看成是活体的、完整的、身心统一的“人”,而不是“物”,充分尊重人生命的完整性,从人的自然、社会、心理属性高度统一中来认识和治疗疾病,增进健康。中医学的病因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药物学和养生康复学中处处体现着“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印”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中医学所对待的患者不是单独的、个体的人,而是与自然、社会、他人构成一个整体的人,《素问.疏五过论》有”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病,精神内伤,身必败完。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曲,萎躄为挛”。患者社会活动和所处社会地位、经济、劳动、风俗习惯、文化、生活方式等都是中医要关注的。

4.中医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多为人文概念和范畴。中医概念的产生,主要不是实证发现的结果,而是文化哲学的结晶。如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硬核”的气、阴阳五行就是直接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移植过来的,有些概念是从哲学中演绎出来的,如“命门”、“左肝右肺”说等。中医除了应用气、阴阳、五行等自然哲学理论来建构理论体系之外,还借助政治文化概念来说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如反映脏腑关系的十二官;反映药物类别的上、中、下品;反映治疗原则的提壶揭盖、培土生金;反映病理的子盗母气、木火刑金;反映生理的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药物配伍中的君臣佐使等。从本质上说,中医的许多理论概念,如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精、气、神、病因、病机、治疗原则、君臣佐使、气味归经等理论认识属于人文文化的内容。有人根据中医学这一特点,将中医学定位于“理论形式的人文哲学性质和实践内容的自然科学性质”是不无道理的。


中医学以人文文化的形式反映科学文化的内容,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这是中医的特色之所在,也是中西医学的差异的本质。西医在古代也曾包容在自然哲学母体之中,随着解剖和实验方法在医学中的运用,西医学逐渐从自然哲学和文化母体中分化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医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开始分离。特别是在近代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影响下,人成了“细胞的联邦”,可以任意拆散、组装的“生物机器”,形成了忽视“人”的生物医学模式。现代医学在征服疾病和增进健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医学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对人文文化的排斥,医学人文精神失落了。医学高科技表现出对人的异化:医学中病与人的分离、技术实体和病人客体的分离;脱离人性全面要求而形成的医患关系的简单化、医学非人格化等等。

伴随着西方科学在20世纪中国的不断成长,一股唯科学主义思潮亦随之兴起并迅速蔓延,并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面对西方医学和现代科学的强大冲击,各种“中医科学化“思潮登上了20世纪的历史舞台。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采用现代科学的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的中医就构成了现代中医发展的一大主流。这种研究为中西结合和中医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可忽视的倾向:一是否定中医的科学性。这种观点根据中医学术体系中包含着人文文化内容和方法,认为中医学只能定位于自然哲学、人文文化,甚至伪科学,从而提出了“废止中医”、“废医存药”等口号和主张。以现代科学为最高的和唯一的价值标准的唯科学主义误读和简化了传统中医理论和实践这个复杂“文本”的丰富内涵,中医学术中源远流长的人文文化被当作反科学的封建的糟粕而被冷落和批判。胡适曾说过,“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他)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废止派代表人物余云岫认为“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中医之(诊断)理论而有余;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病二语,足以废中医之治疗(思想)而有余;研究国药、试用成方,足以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中华医学杂志》1935年7月)。由余云岫为代表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明确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另外一种倾向是在中医现代化研究过程中,把本属人文文化的内容当作科学文化的内容去研究,带来了中医科研工作的盲目和混乱。阴阳、命门、气、三焦等理论概念在中医理论中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内容,而中医现代研究中却有人试图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这些概念的“实质”,用一些微观的物质指标来诠释和说明,或者用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将中西医的理论概念之间寻找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将cAMP和cGMP当成是阴阳的物质基础,将肾上腺和脑垂体看成是命门的物质基础,把气等同于生物场,将三焦说成是泌尿系、淋巴系等。其实无论是气也好,阴阳也罢,本身是一个哲学范畴,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形态;命门、三焦也属于人文文化范畴,是没有对应于西医的物质结构的。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医,同样也没有考虑到中医人文文化的特点,其结果也只能中医西医化,从而丧失中医的主体性。


唯科学主义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惑,导致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医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契合点。如“元气”,“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医学的发端;《周易》与中医学的交合点;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在心身医学方面、养生哲学方面已及医道伦理方面对中医的渗透和影响;道家与道教对中医学的关键性作用;兵家的谋略思想在中医诊断学与用药方面的发挥;中国化以后的佛家思想对中医学的进步产生的影响等等。通过这种研究,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相连,中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水乳交融。中医学单纯的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用文化定位来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将有益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发展中医。

1.对中医的基本性质进行重新理解。回顾过去的历程可以看出,说中医是科学或者不科学不是过于简单天真,就是自相矛盾。早在20世纪初,中医理论家恽铁樵就指出了“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途径,东方医术自有其立脚点。”这个立脚点主要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表明中医学不仅仅是一门传统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中医不仅仅是科学,意味着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是发展中医的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唯一途径,彻底拒绝科学的中医是陈腐的,而全然以科学为指归的中医是迷途和无根基的。”[1]由于中医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所以对中医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相结合,否则“容易把认识论问题当成本体论问题,把逻辑问题当成实在问题,将文化差异当成自然差异,将方法差异当成客体差异,造成研究目标的迷失和资源的浪费。”[2]

2.中医现代化不等于中医西医化。现代化是一切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医学作为传统的科学技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带有直观性、模糊性和主观性等缺陷和不足,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来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是中医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医现代化多年来形成了一种“以西解中”的研究方式,用西医学的方法和标准作为唯一的方法和标准来要求和衡量中医,造成了符合西医标准的便是“科学的”,不符合的则是“非科学的”。由于中医学的人文内容和人文方法不符合西医的标准,因此在中医现代化过程中,中医的人文文化被抛弃了,中医的人文精神被消解了,中医学成了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验证和改造的对象。脱离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中医现代化的结果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医化。因此,中医现代化不仅是中医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也应该是中医人文文化的现代化。

3.中医现代化过程中应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中医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它不仅承认“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把人视为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且认为人的生长发育、健康与疾病都取决于人与自然四时阴阳变化的协调关系,一切诊治医疗行为也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所谓“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春夏养阴,秋冬养阳”。“中医学具有科学精神,却不具有科学方法,而是运用中国人文主义方法实现科学精神的一种医学范式。”[2]中医学蕴涵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所遮蔽。中医现代化首先是中医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必须弘扬求实、求真、怀疑、批判、创新和奉献的科学精神。中医学研究对象是人,这是中医现代化过程中人文精神复归的一个重要前提。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去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中医学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医乃仁术”便是这种精神的高度概括。仁者爱人,人道主义的爱心和济世精神是仁的内核。在医学领域,“仁”是通过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即“术”来具体体现的。在中医看来,正真的医应当是“仁”与“术”的结合,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发掘和弘扬“医乃仁术”的科学精神及人文精神,结合时代精神予以提高,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同时对于克服当前医学技术主义和医学科学主义的弊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此文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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