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03

论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理论发展的影响
作者：张宗明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对于构建中医研究纲领的硬核，促进中医生长点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医理论的直观性、模糊性和超稳定性，这些特点阻碍了近代中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医理论的出路在于保存阴阳五行理论的整体性、辩证性等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走出阴阳五行哲学怀抱，走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阴阳五行; 中医理论; 硬核; 生长点

一提到中医，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望闻问切、阴阳五行，望闻问切是中医临床必备的技能，而阴阳五行与中医理论特色交织在一起。
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中医学不仅包含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同时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医理论特色的形成与阴阳五行学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古代中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经验，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将这些经验进行科学抽象并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但在“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人类好奇心的支配下，古代医家就借助了当时比较成熟的哲学概念和理论对医学问题进行广泛地说明，并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框架。中医理论体系形成于秦汉之际，当时广为流传的阴阳五行学说“由于有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的支持，成为一种能满足人们表象认识和心理满足的解释系统”[1]，一旦与中医经验相结合，就成为中医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关于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理论发展的影响，存在着两种极端观点：一种是将阴阳五行学说看成是唯心主义的封建糟粕，认为它束缚了中医理论的发展，主张全盘抛弃之；另一种观点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科学理论，是中医理论的精华，主张全盘保留。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理论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其历史和现实价值的评判应该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需要科学的态度和辩证的思维。

1.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中医研究纲领的硬核

中医作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系统的理论在《黄帝内经》这本奠基性的著作里就已基本形成。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中医只是一门经验科学，它同时也是一门理论科学，只不过这种理论同古代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带有思辨的性质和自然哲学的色彩。在考察中医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医理论的形成显然也依托了实际观察和临床经验，却不是内在地从中总结和抽象而来，而是表现为对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的直接搬用。

中医理论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是由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诊断、辨证、防治、中药、方剂等理论和学说组成。纵观中医理论及其发展，阴阳五行一直是贯串其中的两根红线。如果借助现代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可以看出阴阳五行是中医研究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不是单个的命题，而是具有严格的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列，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硬核、保护带和启示法。硬核是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部分，包括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这个硬核是“坚韧的”、“不许改变的”，如果它遭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科学研究纲领就要崩溃。保护带是纲领的可反驳的外围弹性地带，是保护硬核免遭反驳而提出的辅助性假说的集合。当纲领遭到经验事实反驳时，通过修改、调整辅助性假说来保护硬核。启示法是如何保护和发展硬核的一类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反面启示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禁止性规定，禁止科学家把经验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把它引向保护带。正面启示法是鼓励科学家积极提出、修改和完善辅助性假说的保护带来消除反常，保护硬核，以发展研究纲领。

在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中，最根本的、最坚硬的、最不易改变的基本假说和基本原理当属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元气论、阴阳五行学说都属于富含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古代哲学思想。它们渗透到医学领域后，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发展，并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元气论作为一种自然观，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石，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方法论，帮助人们构筑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中医理论涉及的问题，大多离不开气，机体是由气聚合而成的；人的机能活动，是气推动和激发的结果；人的感觉、思维、情志等精神心理现象也是气活动的产物；人不断地从自然界中摄取“清气”，呼出“浊气”，从水谷等饮食物中汲取“水谷精气”，以维持生命活动的需要；“邪气”泛指一切致病因素，“正气”则代表着人的抗病能力，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就是邪气与正气争斗的过程；治疗用药，则是利用各种药物所具有的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以调整人体机能状态，从而获得治疗效果。因此，无论中医生理、病理，还是药理无不以气作为其本体论基础。而阴阳五行作为一种方法论在构建中医理论体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阴阳学说说明人体的结构，有“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发病规律，有“生之本，本于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等；说明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根本原则，有“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其阴阳，以别刚柔”，“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阳病阴治，阴病阳治”等等。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来分析人体组织器官等的五行属性，以五行的生克制化来分析五脏之间在生理上的联系，以五行的相乘反侮和子母相及来阐明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判断预后等。
以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硬核，赋予中医研究纲领很强的包容性，使它可以不断地接受、容纳和同化新的知识与经验，并保持着自身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在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硬核的外围构建的各种生理模型、病理模型、病因模型、诊断和治疗以及养生理论所组成的各种理论和假说都可以看作是中医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如“心为君主之官”、“肾为先天之本”、“六气归从火化”、“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等。这些理论模型和假说是在硬核的基础上构建和繁衍出来的，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和保护硬核而提出的，随着理论和临床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硬核遭遇反驳时，往往是通过增设、改变或调整保护带来保护硬核。从中医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自《内经》始，中医研究纲领的硬核一直未发生改变，但其保护带却多次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张仲景的辨证论治理论的提出，金元四大家的出现，还是温病学说的创立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的脏象理论、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学说，同时也有效地保护了硬核免遭证伪。为了保护和发展硬核，中医也提出了正反两种启示法。正面启示法则鼓励医者，积极修改和发展各种辅助性假说来解决实践问题和保护硬核。反面启示法，即禁止将经验的矛头指向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看来，“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素问.天元纪大论》）阴阳五行规律是世界万物的根本规律，也是人体生理和病理的根本规律，因此认识和治疗人体疾病规律的医学同样也不能违背这一普遍规律。吴有性的“戾气”说和王清任的解剖学由于有悖于传统的硬核而被禁止，甚至被指责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

2.阴阳五行学说促进了中医生长点的确立

“古代哲学对中医学的另一巨大影响表现在中医学生长点的确立方面。这是古代哲学对中医学最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医学在接受古代哲学影响下的最大获益。”[2]生长点问题或立足点问题是科学的基础性问题
，没有生长点或生长点不明确，一门科学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时生长点也决定着学科特色的形成。医学研究对象是人体，人体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那么，从哪一方面的规定性或哪一角度去把握人的生理病理现象，达到治疗疾病，维护健康的目的呢？这就构成了不同医学的立脚点或生长点问题。中西医研究对象都是人，是人的生老病死现象及其规律。这些客观规律虽然先在地存在着，但并不一定成为认识的对象，客观现象能否成为认识的对象，能否进入认识的视野，还取决于认识主体的条件。对同一客体—人的生命及疾病现象，究竟哪个方面、哪个层次、哪些因素能够成为中西医现实的认识客体，取决于中西医不同的认识主体根据各自已经形成的本质力量有选择地设定认知指向，从而确定其生长点。“中医是以生命现象诸因素的统一整体性质及其相互作用的‘联系’为生长点”[3]。换言之，即以活的人体为生长点的。因为只有在活的人体身上才有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才有健康维护的必要和疾病治疗的必要与可能，而生命现象与疾病现象的本质正是活的人体内部诸因素及人体与环境因素统一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表现及其运动状况决定的。

中医这一生长点的确立，经历的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由于受到认识水平和实践条件的限制，中医认识人体和治疗疾病是从人的生命现象的统一整体性，以及生理病理过程中诸因素的相互联系出发。但是真正做到明确地有意识地以之为生长点或立足点，还是接受古代哲学，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的结果。阴阳五行朴素地反映了宇宙的统一性质和事物的矛盾制约关系，提出了从事物矛盾的统一整体上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意义上认识事物的合理思想。中医在把阴阳五行说搬过来作为自己的基本理论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中包含的这一合理思想。而在临床实践的直观中，当哲学的合理思想不断得到印证时，中医也就产生理性飞跃，即自觉地把阴阳五行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作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是中医整体论治和辨证论治思想的形成。而整体论治和辨证论治思想正是中医生长点性质和状况的理性表现。

生长点的确立使中医获得明确的发展方向。针对生命现象的不同方面，中医创立了整体论治和辨证论治的若干具体学说。如关于人体内部，有所谓阴平阳秘五行相生相克及经络气血运动统一论；关于生理病理与人的精神状况的关系有所谓情志病因相关论；关于人体健康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所谓“四时五脏阴阳”的“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应”论，在疾病诊断上有所谓“四诊合参”，在药理的作用上强调复方的运用等。这些理论显然都是中医整体性和辩证性这一生长点的具体表现，脱离了中医的生长点，中医的许多具体理论也难以被人们所接受。生命现象的整体性以及生理病理诸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乃至生命现象的根本特征，中医以此为生长点或出发点，这就抓住了生命现象的本质和医疗实践的根本。整体论治和辨证论治遂成为中医的特色所在，也是中医经久不衰而被誉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生命力之所在。

明确中医的生长点及其与西医的不同，是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中医的特色和优势与中医的生长点是密切相关的，中医现代研究，特别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时，必须结合中医的特色，考虑中医生长点的特点并契合中医生长点的性质和要求。否则，中医现代研究很可能偏离中医轨道而走上“西化”、“异化”的道路。

3.阴阳五行学说给中医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充分肯定阴阳五行对中医理论及其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它对中医理论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阴阳五行给中医理论带来了整体观念和系统思维，但阴阳五行毕竟是古代自然哲学，必然带有古代自然哲学的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言：“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4]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理论的负面影响集中体现在中医理论的直观性、模糊性和超稳定性上。

所谓直观性是指中医理论对于人体的反映没有达到本质的抽象，或者抽象度不够，使得中医理论往往不能脱离具体和直观的物象而存在。就中医理论概念而言，多由气、阴阳五行等派生而来的，而阴阳五行本身就没有完全脱离直观而达到纯粹抽象的高度。中医理论概念多为直观概念，直观概念不具有纯抽象的性质，往往不能脱离现象或具体物象而存在，不可缺少物象的依托和支持。一个中医医生可以把复杂的病因病机和用药原理，借助生活经验直观地讲解给病人。说到阴阳，人们自然便会联想到寒冷晦暗与温暖明亮。而离开了对寒冷晦暗与温暖明亮的感受体验，阴阳概念也就难以理解了。说到气，人们总要想到聚散不定、飘忽游走的风云雾霭，并借以达到对气这一概念的认知理解。说到五行，金、木、水、火、土各有可以直接感知的炎上、润下、曲直等性状，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悟得到，正是通过这种直观感悟，才能在思维中接受五行的概念。由于中医的直观概念离不了物象的依托支持，所以在描述事物和进行判断时便不得不借助形容、比喻、象征等方法，在逻辑运演中则不得不以广泛的取类比象（即类比）为主要推理方法。

所谓模糊性，指中医理论对生理和病理机制只能作出泛泛的阐述，而不能指出真切之所在。虽然在医疗实践中，中医也常常能作出非常精确的诊断和治疗，但这主要不是靠理论的推断，而是靠经验的把握。就理论形态而言，中医属于哲学医。所谓哲学医，是指按照哲学的概念、原理、结论去构造的医学理论体系，或者说，在哲学指导下，用抽象的概念附会客观实在，以一般性原则解释具体现象的原因和机制，由普遍性认识推演事物的特殊过程的一种医学体系。哲学替代的结果必然使得中医理论带有模糊性的特点。中医的许多理论概念不是实证发现的结果，而是哲学范畴，特别是阴阳五行的直接搬用或派生，如直接引进的如精、气、神、阴平阳秘、生克乘侮、气化等；经过加工改造的有如肺金、脾土、肾精、肝气、相火、心阳、阴证等等。在阴阳五行学说看来，阴阳是对相关事物的相对属性或一事物本身的对立双方的属性的概括，世界上一切事物均可用阴阳进行分析，阴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将阴阳移植到中医理论而派生的具体概念如阳虚、心阳等具体指的是什么，其物质基础、生理病理机制又是什么必然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五行主要不是指五种物质质料，而是指五种不同的功能属性，以五行学说为主而构建的中医藏象学说指的五藏不同于西医学所指的五个实体脏器，而是指人体五个不同的整体“功能系统”。过份强调功能，而忽视结构；强调整体而忽视局部，没有弄清楚结构的功能和没有了解局部的整体必然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哲学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运用哲学原理对医学问题进行广泛的说明。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领域的应用主要是运用精气的升降出入，阴阳的对立互根、五行的比类取象、生克乘侮来解释事物的性质和联系以及现象的原因和机制。用抽象的哲学原理来说明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的内在机制，容易给人以一个虚幻的满足，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从而在客观上阻碍了对现象内在机理的深入探索。例如当在研究某一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时，中医就将阴阳学说引入，认为心脏功能活动是“心阴”与“心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单凭阴阳五行的一般规律与概念范畴，是不能推演出具体心脏的客观内容的。现代医学已揭示出“心主血脉”的功能基础至少是这样的：心是心肌细胞组成的中空肌性器官，窦房结的节律控制心脏有节律的收缩作为泵血动力，而心瓣膜为血液运动指定了方向。而一旦作为“万物纲纪”的阴阳充斥到脏腑理论中来，中医脏腑学说不可避免地也同时具备了模糊笼统的特性。“心主血脉”就笼统地成了“心阴”与“心阳‘的模糊产物。
　
当用阴阳五行等构建中医理论体系完成之后，中医理论就具备了超稳定性的特点,并以自身特有的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发生过范式革命。中医学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的发展高潮，但是，作为世界各民族医学中唯一的不曾出现中断的传统医学，中医理论体系始终没有突破《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框架，其发展过程只有缓慢的量的积累，没有发生过质的飞跃。两千多年来，新的经验知识虽不断增加，却只是对这一传统理论框架作了填充，所谓理论上的发展，仅止于对这体系的各个局部的发挥或修正，始终未能实现方法上和实质内容上的更新。无论金元时期的四大家，还是盛极一时的温热学派，都是如此。中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新旧理论的交替，新理论从来不曾推翻过旧理论。尽管在总结新的经验时有丰富多彩的各家学说，但新观念的矛头，从未指向原有理论的阴阳五行内核。以阴阳五行为内核中医的基本理论带有浓厚的自然哲学的性质，从根本上考察，它对整个自然界规律和个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的概括，很大程度上停留于对外部现象间联系的把握，而始终未能深入到对象内部诸层次的本质。并且，全部结论的形成，又是靠思辨推理来实现的。而思辨主义一旦贯彻到底，就可以按原有结论概括无限事实。例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以及病因、病机等理论形成后，就可以容纳后世大量的医疗经验。以病因学说为例，仅就金元四大家而言，刘完素以火热为病立论，倡用寒凉，但也只能是《素问·至真要天论》中之“病机十九条”的续论；张从正主张攻下，似乎是针对全部病因学说，实际上只扩大了攻法的应用范围；李东垣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倡用补法，同样只是在脾胃病证治之范围内有所发展；朱丹溪以“相火论”为基础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也并未超出“滋阴降火”的原有理论体系。总之，四大家均试图从根本上改造病因学理论，但结果都只是在局部的补充和发展，实际上不过是把新的经验纳入原有的理论之中，依然没有质的突破。中医各家学说，本来是在新的经验事实与原有结论相冲突时开始起来的。然而新说的结果，只是对原有理论作了新的阐释，而新问题与旧理论本身的不一致，依然是没有解决的。可见，新说主要是旧说量的“连续”而不是质的发展。“近代以来，尽管经验积累还在缓慢进展着，理论体系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一方面，大量的生理病理现象得不到很好的解释，许多临床上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停留于经验水平；另一方面，理论体系由于趋于饱和，很难再容纳新的东西。”[5]造成中医理论超常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基本理论不够完备，也不彻底，因而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靠思辨而不是靠实验，造成对经验的理论解释的随意性；使这一理论体系日益成为填充经验的框架，而逐步丧失了它对探索未知的指导作用。

可见，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理论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医理论形成和发展早期，阴阳五行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医生长点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阴阳五行的引入而造成了中医理论的直观性、模糊性和超稳定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到了近代又成为中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力量。由于缺乏辩证思维，对于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价值评判出现过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只看到了阴阳五行对中医发展的负面作用，据此就全盘否定中医理论，甚至完全否定中医。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余云岫就提出：“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中医之（诊断）理论而有余；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中医之治疗（思想）而有余；研究国药、试用成方，足以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另外一种观点，根本否定中医阴阳五行思想的哲学性质，认为它不是具有朴素和自发性质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是已经数千年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哲学实际是指“科学的哲学”，这是一种企图拔高中医哲学思想的主张。众所周知，哲学与具体科学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学科，二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它们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不能简单取代。古代由于受历史条件制约，自然科学没有从自然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使得古代科学理论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先后分别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哲学对自然科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不是代替具体的科学理论。前者的深刻性、合理性并不等同于后者的客观性、真理性。医学就其立体而言，主要是一门科学和一类技术，常有人以中医所含哲学观念的合理性、深刻性来论证中医理论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医理论和整个中医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其实，这一评价是欠妥当的，其失误在于错把哲学的评价尺度移植到科学知识上，混淆了科学与哲学的异同。其消极后果还可能使人们津津乐道于整体观念、天人相应、形神相关等的合理性，却乐此忘彼，不顾或没有意识到要对具体现象的具体机制作出科学研究，这只能使中医理论永远停步于自然哲学水平，而无法成其为现代科学理论。

阴阳五行学说在其兴起和昌盛的时期，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不可低估。但近代以来，随着医学实践领域的不断扩大，医学知识的不断增长，阴阳五行学说的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就连现代著名中医家邓铁涛早在60年代就指出：“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中医的发展达数千年，但在创造我国新医学的今天，特别是未来的明天，不一定非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不可。祖国医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之后，将会起到质的变化，可能不再运用阴阳五行这一理论。”[6]
“哲学化理论就在使经验体系化的同时，一方面产生束缚经验发展的效应，这种效应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作为参考系）越来越明显，到自然哲学体系完全建立以后，它的进步作用就基本消失了。哲学医以它封闭的体系和独特的方式拒绝了医学发展的白箱化要求。一切都有现成的结论，一切都能够解释，人体内部、药物内部、病原的黑箱无须打开了，理论与经验事实的矛盾也完全可以调解。”[7]

尽管争论在继续，但中医终于悄悄地从哲学中走了出来。当沈自尹教授在他的实验室中首先完成了用肾17羟酮的变化来量化中医理论中的肾阴、肾阳虚实的实验后，揭开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研究方法从此进入中医理论研究领域的序幕。现代科学方法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中医理论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医理论最终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将放弃阴阳五行与医学浑然一体的状况，中医理论也将在发展中得到新的改造并赋于新的科学内涵，由中医自身的自然科学特质决定了中医理论从阴阳五行等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理论从此摆脱了哲学，而只是发展了的中医理论今后将不再把阴阳五行等哲学理论作为医学理论的主体，中医理论体系将由抽象化走向具体化和客观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理论研究和中医现代化更需要哲学，需要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当然，中医理论走出阴阳五行不是完全否定它，而是一种扬弃的过程，是吸收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中的合理的辩证法内核（如对立统一的思想、整体观念和系统思维的合理性）的基础上，走上现代科学理论道路。这一转变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中医理论没有实现转变的情况下，简单地抛弃尚有价值的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用西医理论取而代之的“废医存药”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如果将中医的经验看成一粒粒散珠，那么阴阳五行就像一根根红线，将这些珍珠串连起来，把经验编织成理论之网。这种理论之网的作用在于：便于传授、便于记忆，给临证思路，给著述以线索。如果中医理论没有实现完全转化的情况下，简单抛弃尚有价值的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就等于抽掉了中医理论中的这一根根红线，那么中医就只剩下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这颗颗散在的珍珠了。由于许多珍珠（经验）在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中找不到镶嵌的位置而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这也许是许多老中医一直坚持保留中医阴阳五行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今中医基础理论中仍然将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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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袁冰.未来医学的结构[j].医学与哲学，1983（11）：8
[6] 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1.1
[7] 聂广.中医—哲学与经验的融合与分离.未来中医—前途、命运及思考[m].台北：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1991.84

本文发表在《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第1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