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白晓芸

　　现代中医教育搞了几十年了，有称颂者，有反对者。从1983年就开始从事温病、《伤寒论》教学与临床工作的广西中医学院刘力红教授，在中医教育问题上的认识，可谓有一定的代表性。

　　记者：请您谈谈现代中医教育的得失。
　　刘力红：前些天，在我们一附院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毕业班的同学们所反映的一个共同心声就是对中医没有信心，这实在是一个怪现象，并且这个现象还不仅局限在广西，几乎所有的中医院校都面临这个境况。
　　邓铁涛教授在谈到中医教育时，认为引导学人获得信心，是中医教育的一个最根本的任务，也是中医入门的一个标志。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的中医教育，就会发现我所提出问题的严峻性。我们花了5年时间，或者8年时间，如果再读博士，那就是11的时间，可是相当多的人还没入这个门，对中医还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评判，这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案例。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怪现象的发生，我想无非就这么两个原因，要么我们中医的确不怎么样，这样一门古老的东西已经确确实实不足以让现代的学人生信了；要么就肯定是教育出了问题。否则我们怎么去解释今天所面临的中医教育现状呢？对于前一方面的原因，似乎有太多的理由加以否定，因为还有一批学验俱丰的老中医仍然健在，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医的活的灵魂，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即使到目前为止，中医在很多方面仍毫不逊色于日益飞速发展的现代医学。既然前一个因素否定了，那我们只有别无选择地将目光投向第二个方面。是教育出了问题，这便是我对这几十年的中医教育的一个总体看法。而持这个观点的还有相当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老一辈。
　　20世纪初，中医的境况是相当糟糕的，甚至沦落到惨遭废止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境况得到很大改观，尤其是1956年以后，在政府倡导下各地中医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中央明确规定了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尤其是近年来，除广西等少数几个省以外，各省都相继设立了中医研究院、中医管理局，很多中医学院还相继晋升为大学，这样一种政策上、形式上、组织上的优势，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具备了这样一些优势，中医的教育为什么还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我想这是中医界，乃至社会各界最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记者：在现在这样一个紧随现代科技大潮流的时代，对传统中医的信心如何建立？
　　刘力红：信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理论的感悟。中医一旦学进去了，你会觉得这个理论非常美，这样一个美自然会让你生发信心。另一方面当然就是临床，随着对理论感悟的加深，临床的水平自然会慢慢地提升。随着临床水平的提升，西医能够解决的许多问题，你没有困难，而一些西医感到棘手的问题，在你那里也能够得到解决，这个时候的信心就会与日俱增。比如去年初接治的一例重症肝病，在近一年多的时间，先后住院两次，共四月余，花去人民币十三万余元，各项指标还未能恢复正常。去年初肝病复发，黄疸指数700余，转氨酶400余，经我用纯中医治疗，不到半年时间，各项指标恢复正常，而整个费用只不过三千来元。
　　临床上的许多事例让你感受到中医真是太好了，而作为患者会更加切身感受到中医是一个既省钱又救命的法宝。学人遇到这样一个难得的法宝，怎么会没有信心呢？当然上述两方面信心的建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师”，即传统意义上的师父。中医传统教育更多的是口传心授，而这恰恰是现代规模性教育所最缺乏的东西。

　　记者：您认为中医之“师”应具备什么条件？
　　刘力红：有关“师”的基本条件，韩愈在他的《师说》里表达得很清楚：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于中医来说，这个道包括中医的精神、中医的理念。作为师者，在这些方面要能把握好，要有充分的信心，才好传这个道，也就是说在理性上要能深入进去，要有高度，才能传这个道。而授业就牵涉到实际本领，光口头上谈得好，而临床一遇到问题就上西药，这就给学生造成一个很坏的影响，以为中医就只能解决那么一丁点问题，超过这一点就得上西医，就得用西药，而实际上中医有太多太多的方法，为什么碰到问题我们不在中医里面想办法，不依靠中医，而想到的只是西医，骨子里面只依靠西医，这样的师怎么有资格给学生授业呢？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邓老说的“中医药院校目前培养不出来高明的中医，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实，令人可怕的事实”之原因所在了。
　　1999年我们学院办了一个传统班。所谓传统班，其实就是想借助这个班培养出一些多一点传统味道的中医来，可是这个班不办还好，这一办，许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因为传统的“蛋”不会凭空下出来，得先有一些传统的“鸡”。所以问题又兜回到师资上来了。传统班在广西创办后，在中医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些年亦有一些院校效仿，中医管理局的领导多次过问此事，邓老亦通过多种渠道关心着传统班的成长。而现实是我们的师资，尤其是中青年的师资，对中医的信心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将这个“传统”传承下去呢？
　　相比之下，邓老在广东的做法比较高明，他是先从“鸡”下手，先从骨干抓起，从全国各地请来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请他们来带出一批骨干，然后，再由这批骨干去带后学，去下“蛋”。这样做比较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当然这样的做法有它的难处，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抓骨干、抓师资的经验是很值得借鉴的。

　　记者：现代中医教育的模式很多地方借鉴了西医教育，您认为中医教育与西医教育有何不同？
　　刘力红：现代中医教育的规模很大，形式上有一个基础医学院和一个临床医学院。开始学基础，基础里面又分许多科目，像中基、中医生理、中医病理、中医诊断、中药、方剂等等，同时还有很多的西医课程。临床则分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几乎与西医是一个模子。中医能不能搞像西医一样的教育呢？比如基础的教育，西医有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每一门基础课都是非常庞杂的一个系统，每个系统既有理论又有实验，所以搞西医基础教育的完全可以不搞临床，可以不是医生。而中医呢？中医的基础没有专门的实验，它只有临床，临床就是实验。所以搞中医基础的如果不搞临床，如果不是医生，那是根本不成的。现在媒体常有中医理论家和中医临床家之称，其实理论家就是临床家，临床家就是理论家，二者密不可分。像我们学院中基教研室的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那临床是了不起的。西医能解决的问题，他能够解决，而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拿过来，他照样能解决。由这样的老师来上课，学人的信心就比较容易能建立起来。而现在将理论临床分家了，这一分就变得不可收拾。上基础课的时候，老师说：以后到临床你就明白了。而等到临床以后，老师却说：你们基础怎么这么差！一个推一个，把为师的责任都推干净了。
　　教育是一件大事，而教育的方式必须与这门学科的特质相关联。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教育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就因为教育的方式很适合于这门科学的特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一个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它的规模性，而这个规模性又是以中介性为基础的。西医在诊断疾病时，并不是医者直接从患者身上得出诊断，而是在医者与患者之间有一个中介系统，是由这个中介系统去完成诊断的过程，比如x线、ct、核磁共振，又比如各项实验室检查以及更为先进的生物基因实验室检查等。所以西医的诊断是通过这个庞大的中介系统得出的，医者不过读取和分析中介所给出的数据而已。中介是独立于医患之间的系统，因此，它可以基本不受医者这个主体系统的影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由中介得出的结果的可检验性。另外，中介一旦建立以后，它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复制，比如一台ct一旦被发明出来，它很快就可以生产复制，从而形成规模。但是，中医是否也具备西医这个特质呢？在医者与患者之间，中医没有这样一个中介系统，它是通过医者直接去面对患者，直接去获取诊断。
　　上述中介是技术外化过程中形成的客体系统，它是现代医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现代医学诊断系统的最主要结构。而中医完全没有这个技术外化过程，它的诊断系统由技术内化的过程形成，就是说这个诊断依靠的是主体（医者）的把握力，是心的感悟力。我们且不要说中西医在理论上有天壤之别，单从这个技术的中介与非中介性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很本质的区别。所以西医的规模性教育是与它的中介特质密切相关的。而中医是否也适合采用与西医一样的教育模式，这就很清楚了。
　　所以中医教育现在所处的局面实际已经非常严峻，而要挽回这个局面，中医的教育不能像西医那样办，照西医那样办中医的教育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中医的事情要当中医来办，这一过程需要外部的理解，需要外部的支持，而具体怎么办是中医内部的事情。回顾几十年的经历，中医是在有像邓老这样一批信心十足的老前辈领路的情况下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是老前辈们没有发挥出作用呢，还是他们也感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再往后，要是老前辈们都离开了我们，中医的路又将如何走呢？每思及此，一种深深的忧虑就会从心底泛起。

　　记者：是否应该给中医一个像自然保护区那样的独立发展的天地？
　　刘力红：应该给中医一个像九寨沟、黄山那样的空间，充分地让中医自己来决定一些事情。现在中医界还没有这样的空间，目前中医界还只能随现代化的大流。就以眼下的教学评估来说，现在全国各地高等院校都在搞教学评估，怎么搞呢？就是要把三年内的教案、讲稿、授课计划、教学进度、多媒体课件统统翻出来，教学的进度要求做得很细，每堂课上什么，甚至哪几分钟上什么都要有备案。听到搞这样的评估，我的内心感到很震惊。中医的教育很讲究对机，老师高明就高明在能够因材施教，哪有固定可供照本宣科的教材？所以要按这个评估，许多真正的好老师都是不合格、不符合所谓的标准的。

　　记者：据说您的课和讲座学生都特别喜欢听，您是如何与学生沟通的？
　　刘力红：我认为不管上课也好，搞讲座也好，老师说出的每一句话首先要能打动自己，出乎心才能入乎心，自己被打动了，学生也就八九不离十。相反，如果把教材归纳一下，勾画一下，讲给学生听，自己都会厌烦，学生怎么能不厌烦呢？所以一个老师要想受欢迎，就得谈自己的感受，就得说心里话，把骨子里的感受谈出来，学生自会受到感染。实际上我们看一些大师们的教育、大师们的风范，以及回顾我们学生年代里心目中敬佩的那几位老师，什么样的老师才算合格，也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学评估，看起来是对老师严格要求，实际上是把老师看低了，把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这样一个神圣的职责给歪解了。师道是非常活泼的，是教学相长的，如果按照现在这样一个评估的要求，变得死气沉沉，教学怎么相长呢？越教越没兴趣，越学越没兴趣，教学不是相长，而是相消了。
　　我觉得教育的根本是能开发学人兴趣，使学人自己切入，师道是使学人自度，而非终究依靠师度；师度乃一时，自度方究竟。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在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尤其是适合于中医这门学问的基本方法上多下功夫，而把其他更多的空间留给学人自己。

　　记者：可否结合您自己的经历，将促成您对自己的中医之路满怀信心的特别因素介绍给大家。
　　刘力红：我对自己的中医之路满怀信心与一些特殊的机遇是分不开的。我拜过一些老师，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师父，与这些老师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体会过那种原汁原味的师徒生活。这一过程既有恭敬，也有畏惧，也有说不出道不明的一些感受，当然也有痛苦。尽管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每当回忆起这些经历，一种幸运之感会油然而生，一种感激会从内心生起。总想，要是能够回到那些日子，我会做一个更好的徒弟！我非常诚恳地希望学人能珍惜每一次师缘，把握每一次机会，切勿当面错过！
　　另外，之所以对中医满怀信心，也与我能在一个很自由宽松的氛围里专心学问、感受中医的经历有关。我是广西的第一位中医博士，但是直到现在，我没有做任何一个课题，没有报任何一个项目，也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现代科研成果”，可是学院领导并没有用这样一些东西来衡量我的价值，从领导的角度来说，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也是我非常感激学院的一个地方。而目前大多数老师都已经陷在搞课题、报项目中，这些课题要想获得批准，那就得按课题的那一套来做，然后又要文章，又要成果，又要接受这样那样的检查评估等等。有了这些牵绊，还有多少时间和心机来学习和体悟中医呢？这是当前中医界很现实的一个状况。相比之下，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b21
<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