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道教与方技>

前 言



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著作,是汉代刘歆所撰《七略》。《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六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原书已失传。东汉章帝时,班固(公元32—92年)《撰汉书》,其中《艺文志》即据刘歆《七略》删去浮冗、取其指要而成。在《汉书·艺文志》中便载有《方技》一略。这就是说,在东汉之前,社会上已流传方技这一学术流派。

《汉志》说:“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古代所谓方技,主要是指医药疗病及养生长寿之方法。《史记·仓公传》:“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北齐书》、新旧《唐书》至《明史》都有方技传。后世泛指医、卜、星、相之术为方技。

《汉志·方技略》包括四家:一曰医药,七家,216卷,“医药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剂)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为剧,以死为生。”此盖医学。二曰经方,八家,274卷,“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此盖药物学,三曰房中,八家,186卷,“房中者,性情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此盖卫生保健之学。四曰神仙,十家,205卷,“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是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此盖神仙长生之学。足见自春秋战国至于东汉,皆视此四家同属方技流派范畴。

《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一》说:“《汉志》医经、医方二家后有房中、神仙二家,后人误读为一。”意即房中、神仙与医经、经方本不是同属一家,而是后人误以为一家。

那末,它们究意是不是应当同属方技家?又因为后世道教实际上是古代神仙家发展演变而成,这也便牵涉到后世道教与医药学、房中的关系问题,《道藏》之收载某些医经、医方、房中的篇籍,是牵强依附以自文其教,还是确有实质性思想联系而理所当然。要澄清这一问题,便必须从神仙家与医经、医方、房中的关系谈起。

一、神仙家与“医药”、“房中”之关系


古代的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家,在内容方面固然有所差异,但它们确有着思想理论方面的实质性联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是由同源一家而逐渐因分工各有偏重,呈现分离状态,其它它们仍然是密切关联的。

第一,这四者皆以营卫生命为宗旨: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以远,社会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巫觋宗教文化,由巫觋垄断着这种文化。在社会生产力低下及意识形态尚入于原始思维的状态下,出于人类本能的生活、生存及氏族延续的欲望,从们已开始关切和积累感性的营卫身体的经验。远古,人类的社会分工是很粗的,在西周以前可以说是巫医不分或巫医相辅的,乃至春秋战国时期也依然遗风犹存。如《周礼·夏官·巫马》:“掌养疾马而乘治之,(巫)相医而药攻马疾,受财于校人。”《疏》:“巫知马崇,医知马疾。疾则药治之,崇则辨而析之,二者相须,故巫助医也。”《论语·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注》:“皆神医也。”《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巫咸作筮。”郭{王业}《巫咸山序》:“巫咸者,实以鸿术为帝尧医,生为上公,死为明神。”《公羊传·隐公四年注》:“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也”。《世本》:“巫咸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荀子·正论》:“出户而巫觋有事。”《注》:“女曰巫,男曰觋。有事,祓除不祥。”王符《潜夫论·正论》:“巫觋祝请,亦其助也。”巫、医不分或巫、医相须相辅,乃是历史事实。

随着社会生产力及人类思维、认为能力的发展,人类总结和明确了生命存在时期的福与祸,《尚书·洪范》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这五福、六极的首要问题是身体健康、长寿,一生康宁而竟其天年则为福,疾病而短折则为极(祸)。人类在生活实践中,本能的为求福免祸而向自然斗争,这便逐渐产生了以营卫生命为宗旨的所谓卫生学。到汉代则体现为方技家。医药、房中、神仙的宗旨都在于营卫生命的存在,只不过医药学贵实际,以治病为主,房中以乐而有节、啬精固形(保健防病)为主,神仙家以摄生炼养、保性命之真为主,更是幻想人能长生不死,保持人能永生的快乐,而免除对死亡的恐惧与痛苦。医学及房中关注于生命夭寿问题,而神仙家则更进而关注于生命不死的问题。前者为实学,属科技性质,而后者则具有宗教幻想性质。两者在后世分途发展,各具体系,但不可否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曾是同母体的孪生兄弟,共同造构了以营卫生命为主旨的古卫生学,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方技四家皆祖黄帝而宗道家、阴阳五行家:我国古代养生法萌芽很早,在战国周安王时期(公元前401—前376年在位)便已有《行气玉佩铭》所刻关于行气养生法的记载(见罗振玉《三代古金文存》。郭沫若考证《行气玉佩铭》可能为周安王二十二年所作),但在战国早期,基本上只有为巫师掌握的巫术与为方士利用的原始方术,没有理论,更谈不上自成体系的理论与方法,只有在齐桓公(公元前374—前357年在位)兴办稷下学宫,活跃学术研究,诸家学说得到稷下先生们的直接交流后,特别是黄老学说兴盛、邹衍阴阳五行说兴起后,方士们才依附、吸取黄老学说及阴阳五行说来造构自己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为指导,来归纳、整理当时流行于社会的医疗、药物、房中、方仙等各方面有关营卫生命的知识与方术,逐步建立起有理论、有方术的养生学体系。相传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中华文化体系的创建者,黄老学派尊黄帝是最崇高的圣人,方仙家宣扬黄帝长生不死,飞升成仙;方伎家又是靠吸取黄老学说才能造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四家皆认黄帝为祖师,同时也标榜自己的理论源于道家与阴阳五行家。比如经先秦以至于汉代增补修改而成书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全面阐述医学的典籍,便冠以“黄帝”之名,意即黄帝问道天师岐伯而撰此书,是阐发和传播医道的祖师。以黄老学说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依据,阐述养生之道及人与自然、人体内部脏腑的相互关系,并进而阐明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医学问题。古代的药物学亦以阴阳五行说作为万物的归类方法和推演事物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依据。认为事物皆有阴阳、五行的属性,药物学便是应用阴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使之平衡;同时也应用事物五行属笥之间相生、相克、制化、相乘相侮的规律,使之平衡。“平衡”,也就是人体的健康。古药物学虽然是推祖于尝百草的祖农氏,但是最善于应用药物的则是黄帝。房中之学在先秦便已流传,比如《吕氏春秋·情欲》便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认为房中之事应以有利于养生为原则。我国最早的房中专著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也都托黄帝与容成公等的分别问对而成书,黄帝被描述为此道之集成者。又如《黄帝三王养阳方》等房中古籍,也都冠以“黄帝”之名。至于神仙家则更是尊崇黄老,宣扬黄帝修仙道,终而骑龙升天;对阴阳五行说更是热衷依附,《史记·封禅书》便说“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这就是说,方技四家,有着共同运用的理论依据,而且共同自饰为发源于黄帝。

第三,医道与炼养之道相须互辅,不可分离:人要维护生命,一要健强形体,预防疾病,二要有病治病,恢复健康,这两者是不可脱离的。古时巫医不分,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也逐渐分工发展,巫产生了神仙炼养方士,医则产生了医药学方士。各有偏重,炼养者重健身防病,而医药之道则主要是治己病;但炼养学亦重医药,医药学亦重炼养,两者从来就是相须互辅的。比如古医学便很重视养生学,《黄帝内经》的前三篇《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均是论述养生之道。《上古天真论》阐扬善养生者所能达到的四个层次说:“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沿海,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同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明显是推崇神仙家的养生理论,视为最上乘的益寿延年之道,甚至同意神仙家所宣扬的人可以寿敝天地,长生不死。古代神仙家论养生之道,自来也十分重视医药学,十分讲究服饵之术,他们不辞劳苦寻觅仙方仙药,入深山采灵芝、黄精、茯苓、活首乌等,认为服之有奇效,可以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他们往往是真正的尝百草者,是药物学的开拓者。防病与治病,养生与医疗,是营养生命两个方面,有机的紧密联系,相须互辅,不可分离。

正是由于上述思想理论方面的密切联系,古代的图书分类者,将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四家同归于方技类。后世的道教,是古神仙家之后绪,承袭神仙家的信仰与方术,其养生理论也依然如旧,同时也仍与古医药学保持固有关系,故而明《正统道藏》的编纂者有所选择地收载一些医药学古籍,这是当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道教与医药学

明《正统道藏》收载的我国医药学古籍,主要有:

(一)、太玄部“慎、终、宜、令、荣”字号,《黄帝内经素问》五十卷。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注明这五十卷所包括的是“唐太仆令启玄子王冰次注,宋光禄卿直秘阁林亿等校正,宋守尚书屯田郎孙兆重改误”。

案:《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种医书,《素问》九卷,八十一篇,今通行唐代王冰注本《内经素问》二十四卷,八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黄帝内经》十八篇,无《素问》之名,后汉张机《伤寒论》引之,始称《素问》。晋皇甫谧《甲乙经序》称《{钅咸}经》九卷,《素问》九卷,皆为《内经》,与《汉志》十八篇之数合。《隋志》著录《素问》这名。《四库提要》认为“《素问》之名起于汉、晋间”,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则不以为然,认为“安见《素问》之名必起于汉、晋以后也乎?”
(二)、太玄部“业”字号《黄帝内经灵枢略》一卷、“业”、“所”字号《黄帝内经灵枢集注》十二卷。

案:《灵枢》为《黄帝内经》中一部分,主要论针刺之学,也有名之为《{钅咸}经》或《黄帝九灵经》的;但历来对此书名及成书年代颇多争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有辑录,经余氏辨证,《灵枢》、《缄经》、《九灵经》实为一书。今通行宋代史崧序本《灵枢经》十二卷,八十一篇。明《正统道藏》“业”字号载《黄帝内经灵枢集注》十九卷,接着“所”字号载《黄帝素问灵枢集注》四卷,两种同册,合为二十三卷。
(三)、太玄部“所”字号收载《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五卷。

案:《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一卷》提要谓:“卷末别附刺法论一卷,题曰《黄帝内经素问遗篇》。案刺法论之亡,在王冰作注之前,温舒生北宋之末,何从得此,其注亦不知出自何人,殆不免有所依托,未可尽信。焦竑经籍志载此书四卷,合此论为一书,益舛误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谓:“《素问遗篇》,实《刺法论》、《本病论》。”
(四)、太玄部“所”字号收载《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宋朝散郎太医学司业刘温舒撰。

案:晁公武《读书志》云:“温舒以素问气运为治病之要,而答问纷糅,文辞古奥,读书难知。因为三十论、二十七图上于朝。”《四库提要》谓:“今详考其图,实二十九,盖十干起运、十二支司天二图原本题曰诀,故公武不以入数,仅曰二十有七。其论实为三十一篇,末《五行胜复论》一篇,原本别注附字,故公武亦不以入数,仅曰三十也。”
(五)、太玄部“籍”字号《黄帝八十一难经》七卷。

案:《汉书·艺文志》不载,《隋书志》始载《难经》二卷。汉张仲景《伤寒论序》已提到《八十一难》,其为医家古书,了无疑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谓此经或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扁鹊内外经》之别本。《史记·仓公传》提到《黄帝扁鹊脉书》,余嘉锡认为“所为黄帝扁鹊脉书,疑即指《难经》言之。”《难经》旧题周秦越人撰。越人即扁鹊。二卷,共八十一篇,发明《内经》之旨;经文有疑,各设问答,解释疑难,故称《难经》。元代滑寿有《难经本义》,辨论考证,订正脱文误字,精核在各注本之上。明王九思等有《难经集注》九卷,此注本集吴吕广及唐杨玄操、宋丁德用、虞庶、杨广侯之说。
(六)、太平部“投、分、切、磨、箴、规、仁、慈、隐”字号收载《孙真人千金方目录》二卷,《孙真人千金方》九十三卷。

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目录:一通脏腑之论,针艾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始归人而次婴孺,先脚气而后中风,伤寒、痈疽、消渴、水肿、七窍之痾,五石之毒,备急之方,养性之术,总篇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验,四种兼包,厚德过于千金,遗方传于百代。”“真人讳思邈,京兆华源人,七岁就学,日诵万言,后隐于太白山,自学道成真,精究医学,尝医龙子,得龙宫学方三十首,历试诸方,皆若神效,后著千金方百卷,散龙宫方于其内。”

案:孙思邈,唐高祖、太宗、高宗时人,生于隋开皇元年(辛丑,公元581),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四库提要》谓:“(孙思邈)则生于后周,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思邈尝谓:‘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所著方书,以千金名。凡诊治之诀,{钅咸}灸之法,以至导引养生之术,无不周悉。犹虑有阙遗,更撰《翼方》辅之。考晁、陈诸家著录,载《千金方》、《千金翼方》格三十卷,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载,卷数亦同。又谓宋仁宗命高保衡、林亿等校正刊行,后列《禁经》二卷。合二书计之,此六十三卷”,“《太平广记》载,思邈曾救昆明池龙,得龙宫仙方三十首,散入千金方各卷之中。盖小说家附会之谈,固无足深辨焉。”《续仙传》载有孙思邈传记,谓“周宣帝时(公元579年)以王室多事,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养形,求度世之术。”又谓其卒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道教尊孙思邈为“真人”、“药王”。
(七)、太平部“恻”字号收载《急救仙方》十一卷,有像。
白去霁《道藏目录详注》:“林意等较正,内有针灸孔穴等方。”

案:《永乐大典》本作六卷。不著撰人名氏。其书《宋志》及诸家书目均未著录,惟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救急仙方》十一卷,注云:见《道藏》。《四库全书总目》谓:“是编于背疮、疔疮、眼科、痔症四者,所载证治尤详。”
(八)、太平部“造”字号《仙传外科秘方》十卷,有像。
明代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谓:“国朝浚仪原阳子赵直真集。”
案:原阳子,明洪武初道士赵直真之号。河南人,明初封法师。
(九)、正一部“陛”字号《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八卷。

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谓:“内方三卷,一百一方上卷,三十五首治内病;中卷三十五首治外发心病;下卷三十一首治为物所苦病。又三卷一百一方。”

案:葛仙翁即晋葛洪,道教神仙理论体系的建立者,道教尊为“真人”。此书曾名:《肘后救卒方》、《肘后卒救方》、《肘后要急方》|《肘后百一方》、《肘后备急百一方》等。葛洪撰,梁陶弘景补其阙漏,得一百一首。并列有葛洪、陶弘景及金代杨用道三序于卷首。今本仅存七十首,《医方类聚》所引,多于今本十四首,合之凡八十四首,较之原百一方尚阙十七首。此书屡经后人窜改增补,且残阙不全。详情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二《肘后备急方》。
(十)、洞真部玉诀类“竞、资、父、事、君、曰、严”字号《图经集注衍义要草》五卷、《图经衍义本草》四十二卷。
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宋通真郎辨验药材寇宗奭编撰,宋太医助教辨验药材许洪较正。”

案:此两种书为《本草》药物图形、药性说明及名医陶弘景等之注解。古代高医以用药如用刑,刑不可误,误即伤人命,用药亦然,误亦伤人命,故精究药性并绘图以示其形状,以免用药错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典籍为《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未著录此书,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始著录《神农本草》三卷,收药三百六十五种,书中所载郡县多为东汉地名,疑为汉人所作。梁陶弘景又增三百六十五种,为《名医别录》。唐显庆中命苏恭等定《本草》,增药一百十四种,为《唐本草》。唐开元时,有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五代后蜀韩保升等又取《唐本草》参校增补注释,世称《蜀本草》。宋仁宗时,命掌禹锡等增八十二种,为《嘉祜补注本草》。宋徽宗时,命曹孝忠等册定为《政和重修经史证类本草》。寇宗奭所编撰《衍义本草》载有《补注总序》及《政和本草》序;又政和六年曹孝忠奉旨校刊之《政和本草》不附入寇氏《衍义》,而元至元初平阳张存惠重刻《政和本草》便增入《衍义》及药有异名者,注于目录之下,推知《衍义本本草》在《政和本草》之后。明代伟大医学家李时珍,博采诸家之说,删繁补缺,勘订讹误,草《本草纲目》五十二卷,为《本草》总结性巨著。

《正统道藏》所收载有关医药学方面的内容很多,以上所列举的不过是最显著、最主要的一些典籍。道教渊源于古神仙家,其重生,养生,追求长生的基本义理,便是承袭于神仙家。人要生存,而且还要追求永生,当然要能够却病强身才能延年益寿,却病是益寿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因而重视养生的道教必然要同医药学发生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梁陶弘景在《本草集注序录》中说:“道经仙方,服饰食断毂,延年却老,乃至飞丹转石之奇,云腾羽化之妙,莫不以药道为先。”仙道与医道的异同在于“用药之理,又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异世法。”道教与医药学的关系,远从古神仙家便种下了不可解的根缘,以后延续发展。道教养生之道有赖医药学;而医药学的发展,在历史上确有不少道教炼养士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比如:东汉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便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指导,阐述了医理、诊断、治疗、药物等多方面的见解,肯定了人体的健康状况与客观自然气候条件及主观精神状况有密切关系(见王明《太平经合校卷18至23,卷114》),还赞同巫、医分离,认为“呼召大神”的巫,只能使人“钱财殚尽,乃亡其命”(卷114)。东汉的炼丹干魏伯阳提出服食胡麻可使人健身益寿。东晋著名道教学者葛洪著《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抱朴子·仙药》等书及篇章,最早发现“尸瘵”(肺结核)有病变36至99种,并认定为传染病。南朝齐梁著名道教学者陶弘景著《本草经注》、《名医别录》、《肘后百一方》、《效验施用药方》、《服草木杂药法》等,他首创按药物性质分类,改《神农本草》的上、中、下三品分类为玉石、划木等七部分类,并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形状、药性、鉴别、功用、炮制、保管得均加记述,为我国药物学留下了珍贵资料。唐代著名道教医药学家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药性纂要》、《枕中方》等书,他广泛搜集民间验方秘方偏方并精究药物泡制,对祖国医药学贡献卓越,被后世誉为“药王”。宋太祖开宝年间,道士马志曾参与修订和重编中药《本草》,增药尤多,号《开宝本草》。宋太宗淳化年间,开封建隆观道士王怀隐主编《太平圣惠方》。宋真宗至神宗时著名道教炼养家、道教南宗祖师张伯端著《八脉经》。金代全真派道士马丹阳(钰),抎针灸疗法,创有丹阳十二针法。在我国医药史上,道教徒有不少重要发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到现在,重养生、重医药学仍然是道教所保持的优良传统,很多人事炼养的道士都善长医药。追求仙方仙药以延寿长生的热情,施药施诊以救人积德的善愿,都鼓舞他们勇于医药实践。

关于道教与医药学的关系,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二《医家类》案方中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语,说:“所谓方士者,方伎之士也。医家本是方伎,则不必文成、五利之徒,始可名为方士。昔者晋之葛洪,梁之陶弘景,并好神仙言,然亦兼通医药,著为方书。即唐之孙思邈,专以医学名家,亦留意养生,寿至百馀岁。盖凡属方伎,理本相通,药石可以却病,亦即可以延年。特医家治之于己病之后,神仙家治之于未病之前耳。非必刀圭入口,白日升天也。”《道藏》有选择的收载一些医药典籍,实乃造构道教在养生方面的完备的义理体系,理所当然,未可以辞辟之矣。

三、道教与房中养生方


古代把有关性医学、性保健知识,统称为房中养生方,也有称为房中术、御女术、黄赤之道的。我国古医学家、养生家自来十分关注性保健的研究,流传过不少这方面的著作。

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房中专著,是1973年考古工作者从长沙马王堆三号发掘的竹简《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另帛书《养生方》、《杂疗方》亦有部分房中内容。这些竹简与帛书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其成书年代则可能是先秦时期了。

《汉书·艺文志》著录,汉代流传的房中专著有八家:即《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二十卷;《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汉志》已归纳其主旨在于“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如果“迷者弗顾”则“生疾而陨性命”。这些书已亡佚。

《隋书·经籍志》著录房中著作十一部:即《彭祖养性经》一卷;《玉房秘诀》十卷;《素女秘道经》一卷,并《素女经》;《素女方》一卷;《彭祖养性》一卷;《郯子说阴阳经》一卷;《玉房秘诀》八卷;《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新撰玉房秘诀》九卷;《序房内秘术》一卷(葛氏撰)。此外,养生方内涉及房中内容的著作有:《养生注》十一卷,目一卷;《养生术》一卷,翟平撰:《养身经》一卷;《养生传》二卷;《帝王养生要方》二卷,肖吉撰;《养生要术》一卷。《隋志》五行类还著录有《杂嫁娶房内图术》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玉房秘术》一卷,葛氏撰;《玉房秘录》八卷,冲和子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葛氏房中秘术》一卷;《冲和子玉房秘诀》十卷。
以上列举房中著述,大都已亡佚。公元982年,日本丹波康赖编撰《医心方》,该书辑录有我 唐代以前房中著作的内容。

在宋代,儒家程、朱理学(道学)盛行,提倡封建伦理纲常,宣扬“存天理、灭人欲”,连人的“七情六欲”都被斥为罪恶,房纬之事被视为淫邪,因此论述房中性保健的书籍,便受到禁锢,对性保健学术的探讨也便消沉了。以后虽也有些著述出现,便大都杂糅于医书、话本、戏曲及小说中,社会上道貌岸然的士大夫,多以邪道秽说视之,如果为文涉猎,便是助长淫乱,有伤风化。其实,房中主要还是提倡“乐而有节”,反对纵欲,节欲而去害存利,有益人体健康,是一种养生之道。

早期道教是重视房中的,推崇“善补导之事”的容成子为神仙(见《列仙传》),五斗米道信行“男女合气”之术(北魏时寇谦之改革道教,加以革除)。《老子想尔注》亦要人们节欲宝精;纵欲失精,则生命竭尽。三国时的左元放(慈)“晓房中之术”(《三国志·华佗传》引曹植《辨道论》)。晋代道教神仙理论体系的建立者葛洪便十分重视房中,认为这是求长生者所“宜知”的方术。《抱朴子·内篇·至理》中说:“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然又宜知房中之术,所以尔者,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得力也。”《抱朴子·微旨》论述房中利害很详细,说:“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又患好事之徒,各伏其所长,知玄(玄女,古有《玄女经》)、素(素女、古有《素女经》)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由乎偏枯之若此也。”又说:“或曰:‘闻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解罪,转祸为福,居官高迁,商贾信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由于好事增加润色,至今失实。或亦奸伪造作虚亡,以欺诳世人,隐藏端绪,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规世利耳。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人不可以阴阳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善其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人。而俗人闻黄帝以二百女升天,便谓黄帝单以此致长生,而不知黄帝于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飞九丹成,乃乘龙登天也。黄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单行之所由也。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轻瓷情性,故美为之说,亦不可尽信也。玄、素谕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于能用与不能用耳。大都知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两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为要者。其他经多烦劳难行,而其为益不必如其书”。《抱朴子·释滞》又说:“房中之法十馀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益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传,本不书也,虽服名药,而复少在此要,亦不得长生也。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若不得口诀之术,万无一人为之而不以此自伤熬者也。”《抱朴子·遐览》中著录有他在老师郑隐(思远)处曾看到过的房中著作,如:《元阳子经》、《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六阴玉女经》等。南北朝时,北魏道士寇谦之创立北天师道,他反对道教炼养行“男女合气”之术,认为“大道清虚,岂有斯事”(《魏书·释老志》),提倡“断改黄赤(房中),更修清异之法”(《老君音诵诫经》)。南朝齐、梁时期、著名道教学者、炼养家陶弘景编著《养性还命录》,反对恣意极情,虚损生命,主张法则阴阳,节欲养生。说:“道机曰: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佚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则阴阳,合于术数(房中交接之法),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妄动作,故能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寿过百岁。今时之人则不然,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好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阴阳,治生起居,无节无度,故半百而衰也”,“仙经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风邪者,皆由恣意极情,不知自惜,故虚损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风即折,将崩之岸值水先颓。今若不能服药,但知爱精节情,亦得一二百年寿也。张湛《养生集·叙》曰:‘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以往,义可略焉”。这里说明晋代的张湛与南梁的陶弘景都是告诫人们房中节欲的。唐代著名道教医药学家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其中有《房中补益》篇,是论述性保健的重要文献。说:房中之方,“非务于淫佚,苟求快意”,而是“务存节欲,以广养生”;如果“兼饵补药,倍力行房,不过半年,精髓枯竭,惟近死亡”。还讲而据人的年龄生理状况,论述房中节制之法及禁忌,求得摄生保健。两宋以后,由于儒家理学盛行,社会上忌谈房中,医学界亦未便讨论,加之金代道教全真道派兴起,主张清心寡欲、全性保真,提倡独身主义,更仿效佛教建立出家的制度,因而以后的道教便重清修而忌讳房中了。可是古房中术已流传民间,道教信徒中的民间炼养者,也有孽生阴阳丹道邪门的。但这并非正统道教之众术与方法,应当说是社会上的旁门邪术。

早期道教确曾重视房中术,主要是重视性医学、性保健与优生学,后世有人骂道教是淫秽的宗教,这是错误的。性医学、性保健对人的寿命关系密切,重生并追求长生的道教重视房中之道,是当然的。将房中纳入养生学内容,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四、道教与神仙养生术


本书首篇《道教与古代宗教及神仙家》中,从思想信仰角度领略了道教与神仙家的关系;而这里所要讲的乃是道教与古神仙家信行的养生方术的关系。总的来说,道教不仅承袭了神仙家相信宇宙间有仙人、仙境、神仙可求的信仰,而且是原原本本承袭了当年神仙家信行的养生方术。

《汉书·艺文志》著录神仙家典籍十部二百o五卷,因这些书已亡佚,据书名推断,所包含的内容不外是服气、导引、守一、采芝菌、黄白烧炼、房中等养生方,目的是“保性命之真”、“同死生之域”。道教源于神仙家,并以神仙方术为道教修炼之方法与众术。吸取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说、古医学脏腑知识及周易卦爻象数的理论及符号,造构自己的神仙炼养理论体系,并以此神秘理论体系,笼络着种种方术。道教在神仙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着神仙炼养理论与方术,使其成为独特的宗教信仰与养生体系。在东汉,在魏伯阳借用《周易》、黄老的理论,以阐明金丹之道,著《周易参同契》,“假借君臣,以彰内外;叙其离坎,直指汞铅;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终;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如男女,显以滋生;析以阴阳,导之反复;示之晦朔,通以降腾;配以卦爻,形于变化;随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诸漏刻”(五代彭晓《参同契解义序》),皆托《易》象而论之,建立了以烧炼金丹为主的道教炼养学中的丹鼎派。东汉道教第一部经典《太平经》,倡导“守静”、“守一”为炼养的根本法则,所谓“求道之法静为根”(《太平经合校》卷120至136),“守一之法,长寿这根”(卷18至34)。魏晋之际的南岳女祭酒魏华存夫人传播《黄庭经》,阐扬与医学、人体科学相糅合的养生、修真之道,重视存思、存神之术,所谓存想自身之神,调配精气神之妙用,建立了以静功为主的上清派炼养法。东晋句容葛洪,著《抱朴子内篇》,提倡以烧炼金丹为主的修仙之道,同时也提倡服药、行气、导引、房中相辅而行,合众术而共成长生。南北朝时期句容陶弘景,鸠集前人寿考之规,采摭长龄之术,取其要法,删弃繁芜,编为《养性延命录》,认为“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若能游心虚静,息虑无为,候元气于子后,时导引于闲室,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这实为陶弘景养生法之总纲。该书中明确了两条道教炼养方面的根本理由,首先是“我命在我,不在于天”,生命长短,取决于自身的炼养,注重炼养者长寿,劳形亏损者命短;再者记载了晋人张湛《养生集序》中的养生大要,即啬神、爱气、养形、导引、言语、饮食、房室、反俗、医药、禁忌,强调众术相辅而行。陶弘景把道教养生理论推进了一步。隋代青霞子苏元朗,据《古文龙虎经》、《周易参同契》、《金碧潜通秘诀》,纂《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归神丹于心炼,改外丹而为内丹。借用烧炼外丹的术语而阐述内丹,使内丹理论与方法系统化,至此内丹之术广为流传,成为炼养之最奥秘、最热门的道术。唐代吴筠撰《元气论》、司马承祯撰《服气精义论》、《坐忘论》,倡服气、守静之说,认为“元命者元气也,有身之命非气不生,以道固其元,以术固其命,即身形神气,永长存焉”(《元气论》)。唐末五代,钟(钟离权)吕(吕洞宾)金丹道兴起,炼养内丹之术便势如风火,信行者日多矣。宋初陈抟著《指玄篇》,作《无极图》,尔后张伯端著《悟真篇》,完备丹道理论。金代王重阳创道教全真派,炼养主以内丹为首,主张性命双修,明心见性,修性为先,亦即强调心性修养。宋元以后,道教炼养术虽派别繁滋,但大都不外以丹道、气法为核心,辅以导引、动功、服食。综观道教炼养之术,皆本古神仙家之方伎发展,已成为道教养生术之传统。神仙信仰,有其宗教目的,养生术是其实践方法,虽然长生终归是虚幻之想,而信行养生之术则确可益寿延年。道教有所谓“道无术不行”的谚证,就是说神仙之道离开了养生术便只是空话。道教重生,重视炼养实践,这是它的一大特点。道教徒视为道教优良传统之一,我以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综上所述,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家理本相同,同在一个“生”字,都为维护生命的健存,四方面的技术又是互辅而分,不可分离的,故而同列入方技类是据其内在联系,撇除神仙家的宗教幻想,它们同属医药卫生学范畴。明《正统道藏》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有选择的辑录方技之典籍,这是必然的,《四库提要》斥为“牵强”,未必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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